作者：赵鉴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郭沫若（1892—1978）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文学、艺术、历史学、哲学、考古学、古文字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文艺的译介等方面都有开拓性建树。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为新史学开其先路”，奠定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者的地位。在甲骨文金文研究领域，郭沫若出版了《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唐兰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序言评价其学术贡献，“后之斯学者虽异同，殆难逾越”。在全民族抗战时期，被周恩来称作“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的郭沫若，在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原则下，探索出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以“人民本位”为立场，以民族形式推进大众文化发展的学术“中国化”路径，为中国全民族抗战作出重大贡献，堪为一面光辉的旗帜，其学术成就亦产生了卓越的时代影响。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郭沫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虽被限制“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但通过指导全国文化事业工作，创办《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群众》，发起成立“新史学会”等，团结了一大批爱国人士，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正如郭沫若1941年在参加文工会文艺讲演会作“抗战艺术的新任务”宣讲时的自白，有人可能认为通过文工会和学术研究，似乎是“全世界在打仗，我们在这儿讨论文艺，或许以为迂阔”，但这是为“鼓励斗争的精神”“与一切后退的力量作斗争”，配合抗战的切实实践。因此，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以中国丰富的史料验证唯物史观，并践行其所总结的抗战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即“各个历史时代的人民、文化、科学和艺术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从而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创造中国的历史”，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

　　学术界虽然高度评价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但对具体社会形态和古史分期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这直接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在全民族抗战时期，郭沫若著《殷周奴隶制度考》，继续深化对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古史分期说的研究，重点反思并修正商代原始社会说的原有认知，系统阐发商代为奴隶社会的观点。同时，郭沫若还将社会史的研究延伸到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系统研究，就“中国的思想”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的“适应度”，所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可以说廓清了中国古代社会演进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和先秦思想史自身的完整轮廓。

　　在历史人物评价和史论方面，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具有代表性，其研究有史学考证论文，不仅挖掘出屈原所具有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也通过历史剧来表达对屈原和其所处时代的认识。郭沫若在《历史·史剧·现实》中提出，“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这种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探索，如毛泽东在致信郭沫若评价《甲申三百年祭》时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人民本位”是郭沫若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及其后学术研究的重要理论底色和价值导向。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向人民大众学习》等著述中阐述其史学研究、杂文创作、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学术理论时自白，“我就是在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人民大众是一切的主体，一切都要享于人民，属于人民，作于人民”，“我的好恶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在历史人物评价中，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人民性的优秀思想，如提出屈原“是爱护人民的，以人民的声音为声音，以人民的痛苦为痛苦”。要想真正激发和释放民众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伟力，单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是远远不够的。郭沫若在《战时文化工作》演讲和在《文化人当前的急务》中提出，一是“向民众学习生活、语言、习惯”；二是随着抗战中主要大中城市的相继沦陷，“以广大的农村和广大的沦陷区域为对象，努力于动员大众的宣传”，“努力于切合实际的学术研究与技能学习”成为当时最大的时代诉求。学术研究应立足于现实，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路径。

　　以学术“民族形式”推进大众文化发展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但最终要战胜日本，“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周恩来也提出，“目前是要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郭沫若贯彻上述主张，在广州纪念“一二·九”两周年集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全民族抗战五个月以来的最大教训是“抗战只是军事抗战，民众的力量被忽略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指明，“上海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单只军事防守还不够，必定要动员广大民众来配合”，“目前的问题，还是在于怎样组织民众”。要动员民众，树立持久抗战信心，推动全民族持久抗战，就必须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在发展历程中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和文化，提升民族自豪感，发展代表民众自身利益和自身语言的大众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动员这些民众保卫我们的文化，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民族”，而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根本依托。

　　要引领和建设具有民族形式的大众文化，郭沫若认为，首先应着重发掘夏商周以前和战国时代的文化精神。他认为，夏商周以前是中国文化的繁盛阶段，而战国时代人们虽处战乱时代，物质生活匮乏，但人们的精神创造和气节却是极为宝贵的，应充分挖掘两个时代的有益思想精神，通过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深入研究，古为今用。其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吸纳西方一切先进的文化和科学理论方法，来正确认识、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并为民众所接受和认识。但此前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其表现形式甚至保留着原有西学话语形式，与抗战中广大身处中小城市和农村中的民众文化有着明显的距离。郭沫若认为，“自抗战以来，作家的生活变革了，随着都会的沦陷，作家们自动地被动地不得不离开向来的狭隘的环境，而投入广大的现实生活的洪炉”，而如何缩短这一距离，就应将学术研究转化为中国“民族形式”的、大众化的语言。在《“民族形式”商兑》中，郭沫若将其高度概括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是现实生活。今天的民族现实的反映，便自然成为今天的民族文艺的形式”，当下最大的民族现实是民间形式和“士大夫”传统文化形式仍然存在重要的社会影响。因此，民族的文化形式“并不是民间形式的延长，也并不是士大夫形式的转变，从这两种的遗产中它是尽可以摄取营养”，即对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所处时代的民间形式，以及先进的西方文艺进行融合。当上述内容有机结合，“凝结成为更美满的结晶体”时，这一民族的文化形式将成为新文艺与新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