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楚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这深刻揭示了文化建设的本质。文化不能仅靠外部输入，而应着眼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与巩固。

　　文化志愿服务从“送文化”到“种文化”转变的紧迫性

　　长期以来，乡村文化供给面临一些困境。传统乡村中，宗族活动、节庆仪典、邻里互助构成了文化传承的载体，村民在其中既是参与者也是生产者。然而，随着村庄人口流动加剧等因素，这些载体日渐消散，而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尚待更有效建立。在此背景下，“送文化”模式能在短期内填补空白，但在某些地区难以真正嵌入群众的日常节律。群众坐在台下当观众，本土文化能人却缺乏成长空间，传统技艺后继乏人，文化生产主体性缺位，城乡文化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即便有外部输入，也因缺乏与之匹配的本土承接能力而难以持续。破解这一困境，关键在于以文化志愿服务为切入点，在“外部介入”与“本土生长”的张力中寻找动态平衡，激活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

　　文化志愿服务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实践路径

　　近年来，文化志愿服务从“送文化”走向“种文化”，呈现为“空间可及-主体培育-价值内化”的递进。

　　一是空间可及，以流动服务打破地理阻隔，搭建参与入口。偏远地区的群众往往因地理阻隔而难以享受文化服务，流动服务创造了一种低门槛、高包容的公共文化场域，提升了服务的可及性。部分地区设立“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以巡回方式开展政策宣讲、文艺演出、便民服务，让文化资源打破场所限制，送达群众身边。同时，志愿者结合本地风土民情编创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以群众熟悉的语言传递文明理念并引导群众参与其中，使文化展演从“坐在台下看”演变为“自己演、一起看”，群众积极参与，成为表演的主角。流动服务打破了空间距离带来的疏离感，使地理阻隔在共同参与中被消解，群众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靠近”，文化认同也在参与实践中得以生成。

　　二是主体培育，以外部催化激活本土力量，完成承接。文化志愿服务的价值在于外部专家、文艺工作者以“催化”而非“替代”的方式进入乡村，与本地老艺人、文化能人协作，共同挖掘和整理本土文化资源。外部催化之所以常常失效，其根源在于外部资源的“标准化供给”与本土文化的“差异化实践”之间存在错配。有效的催化需要从“外部专家教村民做什么”转向“外部资源帮村民做他们想做的”。比如，通过外部理念引导，挖掘本地非遗资源，开设“非遗课堂”，以外部资金撬动本地人力参与日常运营，形成“外部指导-骨干孵化-群众参与”的延续。当文化活动由本地人组织、本地人参与、本地人传承，文化便从外部“输血”转化为内部“造血”。

　　三是价值内化，以民生服务为载体，将价值引领融入日常实践。文化志愿服务不能仅停留在“送演出、送图书”的浅层服务，而应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使广大村民在解决实际的需求中自然感知、认同并内化价值理念。部分地区以解决留守老人“吃饭难”为起点，设立助餐食堂，由本村志愿者承担日常服务，实现生活照料与人文关怀的一体化。借“一餐饭的温情”将传统美德转化为可感知的日常实践，文化引领便不再是一句口号。同时推行积分激励制度，将遵纪守法、家风建设、志愿服务等行为量化激励，让价值倡导转化为可积累、可兑换的个人获得感。从“制度约束”到“习惯养成”，价值引领与生活照料双向贯通，最终将外部倡导内化为群众自觉的价值取向。

　　文化志愿服务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实现机制

　　文化志愿服务的三条路径，其逻辑可以归因为“三重机制”的协同作用：一是资源互补机制，即外部资源与本土资源的互补性匹配，以外部力量激活本土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和再创造，以流动服务和专家指导为起点，打破地理与心理的双重隔阂，为乡村文化供给打开新的可能性空间。

　　二是组织建构机制，即本地志愿者的组织化建构，形成“外部指导-骨干孵化-群众参与”的渐进路径，将外部资源转化为本土组织的运营能力确保文化活动从“有人送”变为“有人种”。

　　三是主体性生成机制，即群众文化生产主体性的生成，让群众在持续参与中唤醒文化自信，文化生产不再依赖外部驱动。群众成为文化的“主人”，主动提出需求、自发组织活动、自觉传承技艺，这种自发的文化活力才能吸引更多外部资源关注与投入，并进一步扩大参与面。

　　在上述三重机制中，文化志愿者是贯穿始终的行动主体，他们既是资源互补的“转换器”，也是组织建构的“重要节点”，更是群众主体性生成的“推动者”。三重机制在不同阶段各自主导、协同发力、循环推进，资源互补奠定物质基础，组织建构提供制度保障，主体性生成注入内在动力，共同完成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实质性转变。

　　由此可见，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的一条有效路径，在于培育出一支扎根乡土、群众信赖、持续行动的文化志愿者队伍，从而让文化从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自然生长出来。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实际也是重建乡村的文化共同体，让每位村民在参与中确认自身文化价值，在创造中实现精神富足。唯有如此，乡村文化振兴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5JD710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