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研究员）

　　新一轮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等交叉融合的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全球技术治理的底层逻辑与运行规则。相较于工业时代形成的经典技术治理体系，本轮变革的深层驱动因素更加复杂，尤其是地缘政治的影响更加显著。全球技术治理范式的演化路径呈现出规律性延续与颠覆式变革并存的复合特征。

　　跨越历史周期的全球技术治理基本逻辑

　　关于技术治理的理论十分丰富，从核心理论谱系来看，经典技治主义确立了“专业理性主导技术公共治理” 的基本原则；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构成传统治理最基础的二元分析范式，分别阐释了技术对社会结构的塑造作用，以及制度、权力、社会价值对技术发展的反向约束；福柯治理术揭示了技术作为隐性权力载体实现社会规制的治理本质；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构建了人造科技风险具有跨界性、系统性、不可逆性的核心认知，奠定了预防性治理的理论根基；而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则敏锐捕捉到数字时代平台数据掠夺、私权力扩张、算法垄断的底层运行机制。与上述理论体系配套的传统分析框架，扎根于长期主导工业时代与信息化早期的全球治理实践。风险分级与全生命周期治理框架，形成分层管控、全程追溯的监管范式；公私二元协同框架，严格界定政府公共规制权与市场创新自治权的边界，默认政企分立、利益博弈、外部影响的运行模式；敏捷治理、适应性治理框架，为应对技术不确定性提供了弹性治理新思路。

　　总体而言，对于技术治理研究的框架均建立在技术工具可控、风险线性可预判、公私主体边界清晰、创新渐进迭代的工业化前提之上，其中所蕴含的跨越周期、稳定不变的底层治理规律仍然是当前全球技术治理的基础底色与运行逻辑。

　　其一，治理滞后于技术迭代是结构性永恒矛盾。新兴技术的商业化落地、场景扩张、产业迭代速度，始终远超立法修订、国际谈判、标准统一的制度节奏，监管空白、制度错配、规则滞后是新技术应用驱动下全球治理与生俱来的难题。

　　其二，通用底层技术决定大国战略竞争力的核心逻辑从未改变。大国兴衰与全球话语权转移，始终依托新一代通用技术完成生产力重构与权力转移，当前基于算力、算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还没有完全迈入通用式人工智能，但其应用的广域性与赋能的颠覆性使其已替代传统信息化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战略赛道。

　　其三，风险预防与人本向善的价值底线具备绝对刚性。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人造科技风险的核心判断完全适配当下，公共安全、伦理底线、国家主权是全球治理不可突破的红线，审慎管控、全周期防控始终是国际共识。

　　其四，主权国家的终极兜底地位不可替代。传统公私治理框架明确，虽然多利益相关方理念在信息时代就已贯穿全球技术治理，但现实中，国家作为公权力主体仍然发挥着事实上的主导作用，市场、社会组织的治理权限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来自国家授权。即便自互联网时代起，包括技术社群与科技企业等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持续抬升，国家紧急处置、风险兜底、跨境规制的终极权力从未消解。

　　新历史方位下全球技术治理范式的嬗变

　　相较于工业革命阶段，本轮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对传统理论预设、主体结构、权力逻辑形成结构性范式颠覆，不断突破传统分析框架边界，并逐渐催生全球技术治理新范式。

　　其一，技术属性颠覆，打破经典“技术工具论”预设。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属性以“工具化”为主流，边界相对清晰，迭代节奏平缓，技术链条可拆分、可管控。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凭借涌现性、黑箱性、自主迭代特征，从人类可控的被动工具，变为具备独立演化能力的不确定变量，技术的能动性直接催生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机协同”新形态。

　　其二，权力形态颠覆，突破福柯治理术“国家独占公共规训权力”的传统判断。工业时代，非政府行为体如大型企业虽然享有一定技术权力，但需通过与政府的互动和联接，如西方国家主要通过游说和政治献金等方式才能有效将其转化为制度性权力。当前情势发生变化，科技巨头掌握的技术、基础设施、产业与平台资源，远超工业时代的企业巨头，因而获得更大的事实性权力，这种权力对于公权授权的依赖度越来越小，国家与科技资本间出现权力合流与共享，甚至出现私权挑战公权的现象，如美国政府与硅谷“合流”直接改变其内部政治权力结构。

　　其三，风险管控颠覆，技术应用的泛在性事实上解构了传统基于重点领域的集中风险管控，风险的不确定性与链式传导性事实上带来风险点位的弥散与风险层级的嬗变性，传统分级风险管控的效力受到极大挑战。此外，人工智能等技术存在的算法黑箱等问题，导致风险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与隐蔽性，风险的管控与处理更加强调从“末端处置”转向全流程管控，更加突出“安全前置”的设计与“全周期”的处置。

　　其四，治理属性颠覆，传统全球技术治理框架下，地缘博弈的影响或约束作用相对有限或可控，技术治理呈现分域、分层运行特征，技术协同以合作导向为主，技术发展与地缘政治适度分离。但新一轮科技革命之下，技术要素与地缘竞争深度耦合，技术成为地缘竞争核心载体，治理导向中的竞争博弈需求更加突出。全球技术治理已然成为决定大国兴衰、定义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战略赛道。国家间技术治理互动的底层价值不再是相对明确的合作与发展，而是呈现出更强烈的安全偏好与竞争考虑。这种导向进一步外溢与扩散至全球技术治理体系。技术治理工具被赋予地缘战略属性，取代传统贸易壁垒、关税制裁，成为大国战略遏制的重要手段。

　　全球技术治理范式的演进趋势

　　未来全球技术治理的核心趋势之一是治理模式的再校准。特别是公私权力边界的制度化归位，美国科工复合体公私权力混同、商业资本绑定国家地缘战略、私人规则替代公共治理的模式，短期强化了美国技术霸权，但资本逐利性与公共安全价值的天然冲突也积累了巨大系统性风险。从长期演进规律来看，全球技术治理受各方共同影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简单强硬复制本国模式，整体发展方向仍然是权责归位、边界清晰的有序状态，“政府主导公共治理、市场承载创新活力、多元主体有序参与” 的多利益相关方的良性治理结构仍然是大势所趋。

　　核心趋势之二是治理机制的深转型。通用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等前沿技术自主迭代、风险未知、持续演化的全新特征，让传统刚性规制、风险分级、事后追责的经典治理框架面临更大的失灵与失效风险。未来，持续强化动态韧性与敏捷适配是大势所趋，即不断完善基于前瞻性研判、动态风险分级、规则灵活迭代、监管沙盒容错、底层安全内嵌、全链条追溯、极端风险关停的韧性治理机制，以动态治理精准匹配技术动态迭代，在鼓励前沿技术创新的同时牢牢守住公共安全与安全底线，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核心趋势之三是治理格局的新调整。综合考虑到技术与政治的双重因素，短期来看建立一套相对统一完整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稳定治理格局难度较大。未来全球技术治理格局会长期处在动态变化之中，技术治理深度融入科技、经济、军事等地缘博弈全过程，治理能力与规则话语权直接定义大国综合竞争力，大国之间的博弈互动深刻影响治理格局，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诉求，参与治理的意识与意愿前所未有的强烈，特别是基于网络时代的历史经验，技术主权诉求更加强烈，其战略布局以及面对大国的区域策应亦会对治理格局带来新的变数。

　　新一轮科技革命并未颠覆经典技术治理理论凝练的跨周期底层规律，但的确一定程度上正在解构沿自工业时代的公私二元治理框架、技术工具论假设与风险治理范式。未来全球技术治理就是国际社会各方在技术不确定、地缘博弈与全球公平诉求之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与校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