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作为一种系统性的现代化力量，嵌入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结构性变迁进程中。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旅游强国”纳入国家五年规划，并将其整合到文化发展框架中统筹推进。这不仅凸显了旅游成为普遍社会事实的时代特征，更意味着旅游发展目标从产业经济规模扩张，转向关乎人民生活、国际形象与文明展示的使命担当。“旅游中国”的时代特征与研究视域，成为推进旅游强国战略、实现旅游发展深度嵌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学理支撑。

　　体验经济时代的文旅创新

　　我国旅游业正加速迈入深度体验与媒介传播相互交织的新阶段，并映射出社会心态的时代变迁。一方面，旅游者在探索异质性地方文化体验的同时，更加重视个体身份表达与自我呈现。既可以在大理古城构筑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也可以在景德镇的手工作坊中追求对生计与生活的掌控感。另一方面，媒介化情境正在全面重塑旅游者目的地的选择逻辑、体验方式及分享形式，沉浸式体验与数字社交需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耦合。游客不再只满足于“来过、看过”，他们渴望体验和融入，更在乎记录和分享。

　　旅游强国建设的关键，首先在于精准把握这样的社会心态，并将其转化为满足旅游者深层文化需求的高品质产品。文旅产品越来越成为提升生命体验、保障文化权利、增强精神幸福的重要载体。例如，西安“赳赳大秦”将古代秦人的家国情怀与当下追求国泰民安的时代精神相贯通；榕江“村超”体现了以乡村文化活力对接世界体育语言的文旅融合力；大同借助无人机光影秀将云冈大佛与《黑神话：悟空》形象融合，实现文化遗产的当代活化与跨圈层传播。这些文旅新品将特色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立体沉浸式叙事。

　　在旅游活动已然惯常化的背景下，人们对文旅产品创新和产业迭代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科技赋能正在重塑文旅产业的文化传承方式、传播路径与创新机制。无论是VR或AR沉浸体验、AI智能伴游，还是数字光影秀，技术手段使文化“活起来”更加成为可能，游客也从“观看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和“共创者”。

　　群客型社会的目的地治理

　　主客二元关系在“旅游中国”时代发生了改变。大量游客的频繁造访使目的地常态化汇聚了多元类型的“客”和“群”，衍生出群体边界模糊、群体间分类集聚、圈层叠合、主客身份交织乃至角色反转的“群客化”社会特征。旅游强国建设的新使命，要求地方政府在这一新型关系情境中，重新审视治理主体的身份构成并推动治理方式的整体转型。

　　以群客共治应对流动性挑战。一方面，外来群体不再被排除在治理框架外，旅游者更多地转化为地方治理的积极参与者。部分长期旅居者、创客群体、深度体验者，日益将自己视为目的地的主人。他们不仅在消费层面嵌入地方经济，更主动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秩序维护和社会活动组织，并通过趣缘、业缘、地缘等纽带重新集结，形成充满活力的新兴的社会治理力量。另一方面，原本分属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居民在接待分工、产业协作和地方文化呈现上共同搭建“前台”，在维护目的地形象、挖掘产品内涵和收益公平分配中自主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居民与游客的频繁交往加深了彼此联系，使得居民从单纯的提供者转变为目的地产品与舒适氛围的消费者。这种流动交往、文化共生与利益共享的“开放共同体”，是推动地方治理模式从传统的行政管控转向群客共治的重要力量。

　　非常规的联动式响应成为旅游地常规化的治理模式。目的地社会要素的高度流动与碎片化，使为常住人口所配置的传统治理方案与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承载。治理逻辑亟须从“人口—空间—部门”的配置转向以动态需求为中心、全过程跟进为方法的联动响应模式。近年来，淄博的全民热情接待与哈尔滨的“掏家底式”服务，便是跨群体、跨部门、跨区域联动响应的典型案例。面对瞬时涌入的大规模客流，治理主体迅速重组，形成“政府—企业—居民—游客”的协同网络，人的能动性与创造力在此过程中被充分激发，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新型治理模式是从外在的制度性、技术性治理，向内在的社会文化、心理情感治理转型，以“人本”理念提升目的地的综合效益，最终达成“善治”目标。

　　旅游强国建设的“超域观”

　　全民旅游时代，多元流动性推动中国社会形态迈向更加开放包容的“超域”社会。所谓“超域”，指旅游活动对传统地理边界、社会阶层、产业界限乃至虚实空间的整体性超越。旅游消费主体从“休闲阶层”转为普通大众，流动形式从“特种兵式”的匆匆一瞥到常年连续的旅居生活，体验情境从现实到虚拟、异域到日常，旅游的跨越性在高速流动和数智创新的背景下鲜明地体现出来。这意味着旅游强国建设不仅是文旅产业本身作为一种消费经济如何壮大规模、调整结构，还要回答旅游业的包容性发展何以推动整体强国建设目标，达成指向“超域”逻辑下的发展战略与文明交流使命。

　　旅游的社会影响溢出产业边界。在宏观层面，旅游体现出社会心态的转型动向与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趋向，旅游业日益增长的拉动力、整合力和提升力，能够与相关行业和领域融合发展，提升产业价值，催生新业态与新知识。在中观层面，旅游展现出强大的区域协调效应，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循环修复，形塑出“去边缘化”与“再中心化”的并行力量。在微观层面，旅游是人的主体性获得与全面自我实现的重要手段。总体而言，旅游以经济贡献力、文化引领力、民生幸福感、国际竞争力、生态永续力，构成相互依存、相互驱动的五维系统，具备推动大国转型、强国缔造的巨大潜力。

　　旅游的文化力量在空间尺度上同样实现超域。超越“文化为基”“文化为灵魂”的传统资源观认知，旅游反哺文化、创造文化并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与文明传播的效应被日益发掘。从潮汕英歌舞表演到电影《给阿嬷的一封情书》，地方性文化在旅游这一“放大器”的作用下，转变为全球文明对话的触点。“小地方”与“大世界”通过旅游跨越时空限制，使中国故事以更具感染力的方式走向世界。而全球旅游网络联系又推动文化“出海”与“再次回流”的循环，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共情、共享、共创的平台。

　　“超域”体验回归个体生命价值的升华。旅游始终要求人们亲身到场与具身体验。在后真相时代，旅游赋予个体跳出信息茧房、探求真实性的契机，促使人们思考生命态度、拓宽视野广度、塑造灵魂深度。旅游日益升华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力量，让人们在流动中认识自我、在体验中理解他者、在对话中拥抱世界。与此同时，自我超越不仅是个体认知边界的拓展，更体现在旅游权利从精英阶层向全体公民的日益普及。“诗意栖居”的浪漫想象已经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融入生活肌理和日常习惯。因此，涵养国民性、提升软实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美好生活的实现，应是旅游强国建设的最终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