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遇春（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时代文学正在不断地演进与发展中，新时代文学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息息相关，新时代文学的繁荣昌盛离不开文艺的民族性表达。文艺的民族性问题历来为中外文艺理论家所重视。一个民族的文艺必然会反映这个民族的文化习性和特性，但也存在反映程度的深浅、高下之别。所以，谈论文艺的民族性，主要涉及文艺的民族性内涵、民族性表达及其效果。毫无疑问，只有那些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的作品，才能成为这个民族的文艺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谆谆告诫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不要“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热衷于文艺的“去中国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要高举文艺的民族性旗帜，让新时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有力地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与中国风范。

　　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关于文艺的民族性问题，历史上可谓众说纷纭，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论断。概而言之，所谓文艺的民族性，既包括特定的民族生活内容，也包括特定的民族审美形式，是二者所达成的有机统一或艺术效果的呈现。文艺是世界语言，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通，具有无可置疑的世界性；但文艺又是民族语言，必须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只有具有民族性的文艺才可能赢得世界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而要想在世界文学之林占据一席之地，新时代的中国作家就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地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唯有在文学作品中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特性，不断深化中华民族文化内涵，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才能赢得世界性的尊重。发展新时代文学固然需要与世界各国文学家开展交流，需要汲取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文学滋养，但文学的世界性不是指西方性或西洋化，而是建立在中西文明互鉴基础上的对话性与互文性。

　　总之，文学的世界性一旦离开了文艺的民族性就会沦为“文化的偏至”。新时代文学唯有写出中华民族的当代处境与历史命运，写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和历史愿景，才能最大限度地引发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理共鸣。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援引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显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既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唯有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故事，新时代文学才能实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

　　文艺的民族形式和地方性

　　事实上，新时代文学的民族性内涵不仅与世界性有关，还与民间性和地方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早在抗战时期，中国文坛上就发生过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论争的焦点除了是否应该采用民族形式之外，还涉及民族形式与民间形式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形式也是历史形成的产物，其中既有属于传统士大夫的文人形式或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形式，也有属于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或大众形式，甚至二者之间时常彼此渗透，从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民族形式。如何利用和改造文艺的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出了不懈的艺术探索，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政策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新时代中国作家而言，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并对中国新文学所形成的新的民族形式进行创新性发展，这无疑是责无旁贷的新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沉醉于文人形式或精英形式，而应该大胆地向民间形式和大众形式敞开，为新大众文艺建设增光添彩。

　　当然，我们在注重新时代文学的民间性和大众性的同时，也不能忘了地方性或地域性的存在。别林斯基在谈论文艺的民族性时就特别看重文艺的地方性，他认为普希金和果戈理都是善于描绘俄罗斯地方风俗特色的文学大师。鲁迅晚年谈论文艺的民族性时也十分强调中国的地方风俗和风土人情，他给青年木刻家陈烟桥写的信中的观点，后来演变成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名言（《致陈烟桥》）。其实鲁迅信中直接讲到了文艺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而地方性也是民族性的重要内涵，由此深化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这无疑给新时代文学带来了重要启示。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拥有无数地方性书写的艺术可能性，近年来兴起的“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创作潮流，就是一种证明。但文艺的地方性必须纳入民族性的版图，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文学的民族性表达

　　新时代文学的民族性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但我们还必须面对具体的创作实践难题，即新时代文学该如何进行民族性表达？换句话说，新时代文学应该如何提升或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辨识度？

　　首先，这要求新时代作家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自觉地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已经趋近于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宏伟的系统工程，既包括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硬实力的提升，也包括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而且文化强国更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命脉。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辩证眼光重估中华传统文化，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继往开来。不难发现，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在文学创作中得以不断彰显。以梁晓声的《人世间》、刘醒龙的《蟠虺》和《听漏》、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徐则臣的《北上》、邱华栋的《空城纪》、赵德发的《大海风》、王跃文的《家山》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长篇小说脱颖而出，大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百年历史风云激荡中转化和升华的轨迹，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文学的民族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主体性。

　　其次，这要求新时代作家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强化新时代文学的民族化表达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中华美学精神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旨趣。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华意境美学传统中，追求含蓄节制，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强调知行合一，以修身养性实现文艺的大境界。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文学创作中努力重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符码，重塑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境界的艺术典型，讲好具有中华美学风范的中国故事。如我们在《人世间》中领略到的北国风光，在《雪山大地》中欣赏到的西部风情，在《蟠虺》和《听漏》中见识到的青铜重器，在《主角》中聆听到的秦腔雅音，还有《北上》中古老的大运河、《空城纪》中神秘的西域古城、《大海风》中的早期海运，凡此种种，无不包蕴了言近旨远、深广厚重的中华美学精神。这些作品既彰显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厚德载物的道德品质，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保家卫国、捍卫和平的家国情怀，同时也将意境深远、知行合一的中华美学精神努力地发挥得淋漓尽致。

　　新时代文学的民族性表达是一种宏大叙事，它必须担负起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但所有的宏大叙事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日常叙事和意象叙事之中，要将写实与写意结合起来，将日常生活的质感与托物言志的抒情融合起来，如此方能抵达中华美学精神的大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其实何止诗词，一切文学作品都应以境界为上，都需要以成就中华美学大境界为艺术理想。然而，要想抵达此种理想境界殊非易事，这需要新时代作家努力深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保持敬畏之心，不断地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汲取有益的艺术滋养。只有不断地在文学创作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辨识度、提升和增强新时代文学的民族性表达效果，当下的中国文学才能拥有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