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宜春（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数字艺术部主任）

　　当前，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从“技术工具”升级为“认知载体”——普通人在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时，第一反应是问人工智能而不是翻书；创作者在寻找创意灵感时，越来越依赖算法生成内容。人们形成世界观、审美取向、价值判断的过程，正在被大模型悄然重塑。大模型正在成为新一代人的“知识权威”和“文化中介”。在人机协同、人机共创、人机共生成为新的时代趋势大背景下，中华文化面临的不再是“如何守护传统”的简单命题，而是“如何在新的智能文明中植根生长、开花结果”的崭新命题。人工智能既是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的现实挑战，也是迈向智能文明形态跃升的历史机遇，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空间。

　　人工智能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直面并解决如下三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华文化的“数字化”问题，即如何将物理世界中存在的中华文化，变成数字世界中可以被人工智能所理解的中华文化。这是一个从“人文”到“数字”的转码问题，更是一个从“经验”到“结构”的跃迁问题。传统上，中华文化的有序传承靠的是典籍文献的星火延绵、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社会生活的共同体验，这些方式构成了我们血脉中的文化记忆。然而，这些深深植根于情境、情感和体悟之中的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一种“不可计算”的默会知识——书法中的“气韵生动”、绘画里的“虚实相生”、诗词中的“意在言外”、戏曲中的“程式写意”，都难于被简单的二进制代码所捕获。这些“不可计算”的中华文化，面临着跨越数智鸿沟、形成大模型“可计算”信息资源的紧迫任务。如果大模型不能读懂《论语》的微言大义，就无法让普通人感受古人的精神风骨；如果人工智能不能领会“留白”的审美意境，就只能产出符合西方视觉惯例的“中国风”表皮。如果不能将中华文化的核心知识、审美范式和价值理念转化成大模型可以“读取”的数字基因，中华文化就不会固化在人工智能的网络参数中，从而导致在人工智能的知识体系中“缺位”和“失语”，在算法推荐中“沉默”和“消失”。

　　第二个问题是中华文化的“时代化”问题，即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成为数字世界主要内容的新格局下，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出真正承载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数字内容。人工智能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其生成内容与训练数据的选择、人类反馈的取向、算法逻辑的设计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当前，全球主流大模型的训练数据仍以英文互联网内容为主，其价值预设、叙事框架和审美标准深深烙印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伴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文化失真（传统符号被随意拼贴）、审美退化（“美”被降维为数据概率）、语义误译（如“龙”与“dragon”的语义错位）、语境割离（古典意境被剥离为孤立元素）、语义漂移（传统美德被曲解为陈旧说教）、符号他者化（东方元素被异化为“异域奇观”）等文化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因此，中华文化的时代化工作，其核心不仅仅在于生成内容在表层符号上的正确表达，更在于构建具备中华文化底蕴的“算法理性”，在数据底层注入“天人合一”的系统思维，在生成逻辑中涵养“意在言外”的审美张力，在心性涵养中确立“温柔敦厚”的价值取向，在伦理设计中贯彻“和合共生”的人文关怀。唯有让机器“学会”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语法，数字内容才能真正从“形似”走向“神似”。

　　第三个问题是中华文化的“国际化”问题，即在人工智能引发的全人类知识大流动、认知大更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开放性的全球巨系统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吸纳、交融、发展和主动塑造。黑格尔曾提出，主体性本质上是在承认与被承认的关系中确立的。主体性的真正含义不是画地为牢的独自存在，而是在与他者的平等对话中展示自身的独特性并赢得尊重。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如果只在封闭系统中自我循环，而不是放在开放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接受检验、丰富发展，最终会退化为一潭死水。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有着在开放中愈发坚韧、在交流中愈发自信的品格。今天，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的应用，正在打破地理边界、语言壁垒和文化隔阂，也使得中华文化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从远古的理想走向当代的现实。中华文化主动融入世界文明大潮，不是放弃自身的主体性，而是在更大更广阔的舞台上彰显主体性，以“和而不同”的智慧参与塑造人类共同的数字文明新形态。

　　而针对这三个问题，则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还是要做好中华文化资源的迁移工作，这是人工智能时代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工程。我国的文化数字化工作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绩，大量珍贵的典籍、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已经转化成机器可读的数字化数据。但是，从模拟世界直接转化而来的文化资源原始数据，到能够被大模型有效关联、深度理解、精准计算的高质量训练数据，中间仍然隔着大量技术性、基础性工作的鸿沟。特别是中华文化数据涉及领域广、影响深、价值多元，存在大量和原始数据有关，但又尚未被明确语义化的潜知识、默会知识和情境知识，更需要在数据加工处理中花大力气，把世代积累的专家经验和社会共识以标注的形式注入原始数据中，做好数据的结构化、知识化和语义化，形成人工智能能够深度学习、关联分析、推理生成的知识图谱。要让大模型不仅能“读到”中华文化之“表”，更能“悟到”数据表象之后的文化逻辑、价值脉络和精神气象。

　　其次，彰显中华文化的“时代性”，核心在于将中华文化价值深度嵌入人工智能的“算法理性”，构建具有文化基因的内容生成新范式。既然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与训练数据、人类反馈、算法逻辑紧密关联，那么文化失真、语义漂移、审美退化等问题的根本解决，不能仅靠对生成结果的“事后纠偏”，而必须从源头入手，在算法底层注入中华文化精神。要在训练数据层面建立以中华文化为基准的知识标注体系和价值筛选机制，让大模型从语料层面就习得“天人合一”的系统思维；在人类反馈强化学习中引入文化价值对齐机制，让算法真正理解“意在言外”的审美张力；在算法逻辑中设置文化伦理的“硬约束”和“安全护栏”，防止符号消解、语境割离和语义漂移。当然，算法理性本质上是人的文化理性的技术外化，在人机协同中，技术负责效率与规模，但价值的锚定、意义的阐释、文化的守护，始终只能由人来完成。当大模型出现语义漂移时，需要人的文化纠偏；当内容粗制滥造时，需要人的审美定义；当叙事偏颇时，需要人的价值校准。以人的主体性驾驭算法理性，以技术之“形”载文化之“神”，才能确保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真正“姓中”“姓华”，让中华文化精神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创造性转化。

　　最后，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发出中国声音，作出中国贡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拓展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让中华文化主体性真正“走出去”，需要在“国内筑基”和“国际发声”两个方面同步推进、相互支撑。在国内筑基方面，需要加快构建覆盖与文化建设相关的人工智能全链条技术标准和伦理体系规范。在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出台的一系列人工智能标准规范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文化遗产数字化采集、智能标注、内容生成、版权保护、数据安全、跨境流通等领域的标准供给，逐步构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文化发展规律、面向智能未来的文化资源数智化标准体系。在国际发声方面，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回应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人工智能安全、伦理和文化多样性难题。加强人工智能开源社区的建设和发展，鼓励和支持更多团体和个人为开源社区提供源自中华文化沃土的新算法、新应用、新范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润物细无声中，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中国智慧。稳妥推动国产大模型的出海和国际化进程，推动人工智能打破语言壁垒、增进文明对话的服务能力，让世界通过大模型所提供的优质服务，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中华文化在智能文明的全球版图中占有更加重要而独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