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玉（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安全研究院教授，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政治中，在全球安全危机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如何追求国家安全以及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决定人类共同命运和发展方向的全球性选择，迫切需要超越已有的国际安全理论与范式，审视现实中国际安全冲突的复杂条件和实践逻辑，提出既能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又可实现国际安全供给的新思路和新框架，推进全球安全新共识的形成，因此有着时代性、战略性和全球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基于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传统和新安全观的核心理念，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希望为破解当代安全困境提供系统性方案，期待以此推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

　　全球安全倡议与中国以往提出的安全理念一脉相承，是新形势新实践下的一次提炼和升华。全球安全倡议是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中较为少见的一项系统性地总结现有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局限性，思考、设想和倡导更加符合全球变化走势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政策的倡议，是一个创新性贡献，并呈现推动国际安全合作的两个新特点：

　　从全球的视角认识国际安全与安全合作问题

　　保障国家安全是所有国家的安全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但国际体系和国家间的互动决定了国家安全的程度；全球性问题挑战和威胁的存在导致国家中心论和传统安全观并不能提供实现国家安全所必需的足够条件。因此，需要从全球安全的高度，从联系、互动和一体的角度思考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统一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维度，将其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甚至在安全理念和优先事项的确立中更多地强调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尤其是期待通过全球性问题的应对起到防范化解传统的安全困境难题的效应。另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从“地区构成的世界”和“全球中的地区”视野出发，把全球众多的地区安全治理列为重点合作方向，根据这些地区的秩序结构、地区热点问题、安全挑战、地区发展需求以及地区建设（地区主义）的特点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安全治理目标与路径，加强了地区多样性和全球统一性安全治理的有机联系。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表明，尽管当今世界“去全球化”和地缘政治之风盛行，中国的“全球性”思维却越来越强烈，并频繁地通过积极的外交实践加以表达和反映。

　　通过目标设定和过程建设的结合增强安全合作的实践性

　　即使是一项结构宏大的涵盖全球威胁与冲突的根源以及多维度地处理国际安全关系的合作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也坚持了问题导向。倡议通过重点合作方向明确了在全球层面及不同地区内存在的诸多复杂多样的安全挑战，设定了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的具体目标，如乌克兰危机的对话谈判政治解决、中东国家通过对话改善关系以及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完善等，期待卷入冲突的或者面临严峻安全环境的国家能够转变安全关系思路并以各种恰当可行的方式解决各自的安全问题，以消弭国际冲突的根源，推动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这种目标设定模式是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中的一种独特的战略与机制。它首先设定共同的目标，各方以对话与协商汇聚问题解决的共识，通过多样的政策与行为和较为松散的协调方式走向共同目标。

　　鉴于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这种集自愿性、渐进性与灵活性于一体的安全治理模式更有可能便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和交流，推动安全政策的相互调适和兼容，至少有助于实现部分安全问题上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等功能性的安全事务领域。全球安全倡议也注重迈向这些目标的过程建设，坚持过程导向，强调外交沟通交流及其机制的重要性。任何倡议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倡议发起者和支持者的共同努力，既需要发起者强有力的外交行动，也要依托多边制度框架发挥作用。在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方向和平台机制中，中国都对自己独特的深度贡献作出了承诺，从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专项基金和太平洋岛国资金的投入，到推动高级别政府间对话和政策沟通活动以及与联合国有关和平建设和冲突解决的架构等现有各种多边机制合作关系的加强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如同“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实践表明的那样，全球安全倡议也必将丰富和拓展中国积极的外交实践。过程建设还表现在将安全倡议嵌入从上合组织、金砖机制到亚信会议等多边制度框架之中，凸显其多边的属性，同时也赋予相关多边制度更多的安全合作功能。目标设定和过程建设的结合增强了全球安全倡议的合法性、可实践性和有效性，能够促进其核心理念与原则的具体落实和执行，确保其取得实际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