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理论，国际问题研究也不例外。理论的最大功能就是能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厘清事物、事态或事件的来龙去脉，发现问题的本质，找到矛盾的症结。例如，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愿意将大量资金用于国防建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具有“无政府”的特点，必须靠自身的军事实力来维护国家，因此扩大军费开支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又如，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无法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心-外围论”认为，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市场和技术等方面必须依附于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这一关系使发展中国家经常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中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

　　虽然国际关系理论是有用的，但我们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时，也不能迷信它，更不能认为它能“包治百病”。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理论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比如，一些对论文的评价，极为重视该论文是否使用了理论，是否有理论创新或是否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水平。因此，有时个别研究人员冥思苦想、挖空心思地使用一种“理论”，甚至会故弄玄虚地写下大量晦涩难懂的文字。虽然这一“理论”与论文要探讨的问题有“两张皮”之虞，但在一些人眼中，越是让人看不懂的论文，越是被认为是理论水平高的“佳作”；平铺直叙、深入简出、通俗易懂的论文不少会被当做缺乏理论深度、没有水平的文章。

　　再比如，一些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匿名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在评议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时，常把论文是否使用了某一“理论”作为判断论文质量的重要依据。其结果是，不少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为求得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而如饥似渴地寻找“理论”，尽管这种“理论”与论文未必“沾边”。近几年，我国每年招收的国际问题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可能是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如果每一篇论文都能取得理论创新，其影响力是不可想象的。

　　实践出真知。这意味着，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联系实际。但有人却试图用“理论”去论证某一既成事实的对与错。例如，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明智选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能从人类社会的这一壮举中得出一些高见，并使之升华为理论。但有人却用一种或数种“理论”来证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又如，金砖国家扩员是该组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后导致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希望在国际格局的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良好愿望，我们应该以金砖国家扩员这一事实为基础，从中得出一些理论化的结论。但有人却试图以某一理论来论证金砖国家是否应该扩员。

　　迷信理论不仅不能推动国际问题研究，而且还会让人误入歧途。其实，有些国际关系理论貌似理论，实际上是理念，或是一种常识性的判断，很难在真正意义上为国际问题研究发挥指点迷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理念对现实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所谓的理论。尤其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还应该指出的是，有些国际关系理论是在数十年前问世的。时过境迁，一些理论（或其中一部分内容）早已过时，甚至是令人误入歧途的。例如，依附论认为，为了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发展中国家必须与其“脱钩”。在全球化时代，这一建议完全是“馊主意”，根本不可能指导我们对发展问题的研究。

　　德国思想家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诚哉斯言。事实表明，在如何解决俄乌冲突以及如何回击西方对中国的打压等方面，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是令人失望的。当然，承认理论的这一局限性并不意味着理论是无用的。我们应该摒弃的是迷信理论、并将其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错误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