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永成

　　和平发展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代领导集体洞悉世界大势和民心所向的战略远见，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性理论视角。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外交进行了新的系统的理论性探索，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完善理论，从而推动中国在和平、发展、合作等重大国际关系议程中发挥“引领作用”。从理论层面看，以和平发展为基底，以“引领作用”为指针，创造性地回应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国际环境，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从实际工作看，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我们已经同100个左右的国家、地区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网”越来越密，实现了对世界各个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的全覆盖。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和非传统威胁突出，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逆全球化思潮泛起，人类实现持久和平和永续发展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日益猖獗，新旧跨国恐怖势力不断制造骇人听闻的袭击等事件；“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或以武力推广民主为基本样式的“政权更迭”，让一些国家陷入严重的动荡甚或内战，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陷入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大规模的难民潮形成重大挑战，欧洲因此深陷难民危机困境，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情绪不断发酵，极右翼势力影响与日俱增，社会日益被撕裂。传统的国家间竞争态势让人忧虑，大国关系一旦管理不善，可能出现极具破坏性的国际政治灾难；气候变化、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治理等领域也与人们的期望颇有距离。

　　这些问题都有各自纷繁复杂的原因，但国际领导力的不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已故领导力问题研究专家沃伦•本尼斯曾为四位美国总统提供咨询，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力危机对人类构成的威胁，丝毫不亚于传染病、饥荒、恐怖主义或核灾难，这是因为，倘若我们缺乏令人鼓舞的领导力，缺少大胆高尚的领导人，即便存在简单朴素的办法，也是寸步难行的”。

　　毫无疑问，解决21世纪国际关系中的领导力赤字问题，需要各国领导人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务必以和平发展为“高尚”的使命，“大胆”地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可持续方案。无须讳言，中国领导人正以责无旁贷的精神对此加以探索。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说，“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这既是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在世界和平发展事业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期望，也是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的承诺。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特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分析了他对当前国际关系态势的理解。他将当今时代界定义为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强调这是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的美好时代。然而，这也是一个难以让人满意的时代，习近平指出，“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赤字，是习近平主席一直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发展。

　　二

　　在国际关系中，“引领作用”是指在国家间互动进程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带领和驱动能力，意味着对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或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提出变革蓝图，凝聚集体合作意愿和行动能力，引领国际社会不断走向持久和平、共同发展之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期待，不断提出应对当今国际关系重大问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新观察、新论断和新理念。借用外交部部长王毅的分析，这是具有涵盖努力目标、战略选择、基本原则、主要路径、价值取向等五大要素的理论体系。具体而言，努力目标是助力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选择是坚持自身和平发展，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基本原则是合作共赢，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主要路径是建立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倡导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价值取向是坚持正确义利观，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弘扬正义，在国家关系中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在习近平看来，立足国情，不忘初心，坚守发展，是处理好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国内基础；而树立世界眼光，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背景之下，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是处理好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战略要求。他说，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的书面采访时表示，“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将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共同发展的促进者、国际合作的推动者。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对于“中国是否会有朝一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警察，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习近平强调，“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努力，不是想成为所谓的‘世界警察’，更不是要取代谁。”他重申“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锐意进取、砥砺前行，在世界乱象中维护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国际变局中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成功走出一条与历史上传统大国不同、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谱写了外交工作新篇章。比如，我们主张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为平台，推动全球和地区和平发展治理迈上新台阶；“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实施，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引领互联互通时代的全球和区域发展；以主场外交为契机，发出中国声音，阐述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周边和大国为重点，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以多边为舞台，以深化务实合作、加强政治互信、夯实社会基础、完善机制建设为渠道，全面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我国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交往格局更加丰富完整，我们的“朋友圈”覆盖全球。其中，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我们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新型国际关系旨在推动各国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而在新型国际关系中，主要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又是最关键的，在中国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美作为当今国际政治中公认的两大强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和走势被赋予了大量的政治想象，两国领导人如何引领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不仅为双方所关注，也是国际社会的瞩目焦点。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面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遇。约瑟夫•奈高度评价习近平展示的领导力，用他的话说，“习近平主席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范围内，中美关系是具有全局结构性的大国关系。国际结构为领导人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目标与手段选择余地的范围，国家越强大，在国际结构中的相对实力、地位越有优势，选择的余地便越大。因此，国际结构的基本态势对领导人外交决策的影响至关重要，但要避免陷入“结构决定论”。这种物质逻辑表明，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国际结构主要是一种外部制约力量，更关键的则是领导人选择什么样的目标和手段，因时制宜，顺势而为，科学界定本国的战略意图。基于此，习近平主席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事在人为”的提法不仅是科学的，也是艺术的。从五年来中美交往的现实情况看，中美缓解战略互疑、提升战略互信，减少甚或解决战略意图问题带来的困扰和阻碍，一以贯之地坚持“事在人为”的理念，充分发挥领导人的主导作用，加强战略沟通，深入拓展共同利益，深化各层次各领域的政府沟通交流机制建设，在两国政治经济精英中形成支持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流认知；同时致力于推进人文交流，打造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坚实的主流民意基础，构筑了中美成功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深厚基础。

　　自2013年以来，在各参与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逐渐从倡议变为行动，从理念转化为实践，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各方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新时代，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千方百计抓住全球化进程造就的发展机遇，积极主动融入国际体系，国内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在40年的时间里从大而穷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铺垫了引领国际平衡发展的硬实力底子和软实力基础。十八大后，面对国内外两个发展环境出现的新态势、新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事求是，务实统筹国内改革实际和国际政治大气候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更加主动的风格进行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谋篇布局，积极进取的外交格调逐渐形成，发挥引领作用的政治意愿和主观能动性更加突出。“一带一路”倡议的酝酿、提出和落实充分反映了这种逻辑，也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国际国内两个发展环境所做的创新性回应。“一带一路”倡议描绘了基于互联互通的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美好愿景，在实际外交工作中积极力推，与沿线国家的发展、开发战略充分对接，已取得若干早期收获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愿景、行动与成果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构成要素，这也充分体现了新形势下习近平在国际发展领域的领导能力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