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物】

　　初冬时节，金黄的银杏正烂漫，记者如约来到李汉秋家中。谈及小区里成排的银杏树，75岁的李汉秋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我现在搞重阳节，标志就是银杏和红叶。不过，我没有多少时间赏银杏，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李汉秋便立志以学术研究为立命之本。“未名湖畔闪耀着的众多学术巨星，令我着迷。”他笑着说。北大的第一学期，他门门五分，但仍觉学识不够。因吃饭慢而得名“李慢”的他早上去图书馆动作却特别快。他笑言，不快不行呀，图书馆“抢”个座位可不容易。彼时，北大周末组织学生跳交际舞，文娱委员到宿舍“清室”，确保人人参加，不留死角。“为了学习，我这样‘冥顽不化’的‘抗拒分子’，便采取‘游击’战术，钻进洗澡间逃避‘搜索’。”李汉秋回忆道。

　　读书时候的功夫没有白费。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评职称，李汉秋被破格评为副教授，轰动一时。谈及这段经历，他颇为自豪。1989年他的“古典小说戏曲多层次教学”获首届国家级全国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至今，他出版研究《儒林外史》的专著16部，研究关汉卿的专著4部，被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书已逾50部。国学大师张岱年评价说：“《外史》《红楼》深解味，汉卿实甫真知音。”

　　“提升生命价值，延长价值生命”是李汉秋不变的追求。他一再强调，物质生命是有限的，但精神价值的生命可以延伸。学术研究不能搞过眼云烟的东西，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争取比肉体生命更长久。

　　1989年，李汉秋调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我不能老讲《儒林外史》，要做关系国计民生的事，致力于两件事：一是提倡传统美德，二是中华节日体系建设。”李汉秋说。自1991年起，他连续20余年在全国政协会议和媒体刊物上建言加强道德建设，不断提出新的具体建议。1994年《光明日报》刊出他主撰的《新三字经》。一石激起千层浪，只隔一天台湾各大报就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代表中国的；钱学森写信说“感其重要性”；张岱年写信称“是深思熟虑之作，甚佩甚佩”。由此，全国掀起了《三字经》热，对推动中华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他隆重为“仁义礼智信”恢复名誉，又提倡“诚孝仁义公”为“新五常”。在他的努力下，清明、端午、中秋以法定假日形式固定下来，他也因此被誉为假日改革的推手。他“俏皮”地说：“中国假日制度改革，有我一份功劳。”

　　像一名勇敢的战士，李汉秋为弘扬传统文化矢志不渝，却也不乏争议。有人说关心节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小题大做，也有人认为他搞形式主义，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李汉秋说，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世界上被屠杀消亡的民族是少数，多数消亡都是文化消亡。“现在的年轻人不过自己的节日，热衷于过西式节日，文化记忆也就是西式的，将来就没有民族文化的记忆，这非常危险。趁现在，趁我们传统文化的文脉还未断绝，赶快把根留住，还来得及！”他挥了挥手，言语掷地有声。

　　（光明网记者 蒋正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