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要义与实践探索

　　作者：黄先海（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全球发展学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论述，把握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要义与实践探索，对于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准确把握制度型开放内涵要义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内涵要义。

　　其一，在规则领域坚持以双向耦合为关键的高水平开放。这里更多强调的是国内国际规则的协同联动。一方面，通过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调整国内规则制度，推动国内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形成新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推动符合自身发展需求且成熟领先的国内规则上升为国际通行规则，将国内制度优势转化为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由此，以国内国际的双向互动，实现国内制度优化与国际规则塑造的有机统一。

　　其二，在规制领域坚持以透明可预期为基础的高水平开放。这里更多指的是透明度原则的延伸拓展，主要体现为经贸政策、监管规则、审批流程及其变动情况的及时公开，旨在保障经贸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减少乃至消除信息不对称，降低国内外经营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历史经验表明，在面对外部冲击、内部转型压力时，积极稳定的市场预期能有效避免冲击放大，增强经济韧性，并且开放程度越高，市场预期对经济稳定运行的影响就越大。

　　其三，在管理领域坚持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高水平开放。这是在治理中坚持放管结合、高效协同的重要体现，重点是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依法规范政府行为，坚决防止不当干预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管理领域高水平开放的关键举措，通过“一单尽列、非禁即入”的形式明晰边界，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在清单之外领域享有平等进入权利，推动监管模式向事前定规则、事中事后强监管转变。

　　其四，在标准领域坚持以互认互通为特征的高水平开放。标准领域的对外开放强调国际标准“引进来”和国内标准“走出去”的协同并进，主要体现为通过标准体系的承认、衔接或兼容有效降低产品生产、服务提供等领域的交易成本。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不断细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标准化已成为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推动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释放、创新成果进一步转化应用。可以说，标准协同互认的程度，日益决定着各国产业衔接的深度和贸易往来的广度。

　　深刻洞悉制度型开放机理演进

　　制度型开放是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拓展，开放机理也随之发生深刻变革。适应新形势、认识新特点、把握内在逻辑，才能顺势而为、精准施策。

　　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竞争优势的理论演进。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下，发展中国家若完全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长期生产并出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就可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一直处于中低附加值环节，难以实现价值链跃升，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在制度型开放下，发展中国家可以依托体制机制创新，不断集聚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后天可获得的要素，通过发挥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化创新优势，形成不断演进、迭代升级的动态竞争优势。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制度型开放更加强调“后天获取—吸收转化—持续积累”的动态过程，与我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高度耦合。

　　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的延伸拓展。过去，我国对外开放以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为主，聚焦削减“边境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当前全球经贸环境在多重冲击下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际贸易与产业链网络出现区域化本地化收缩趋势，主要经济体在国际合作与贸易规则话语权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软联通”为基础的制度型开放日益成为国际合作的前置性条件。制度型开放注重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通相容，不仅体现为开放领域向金融、电信等非传统部门延伸，更涵盖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加大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等边境后措施。

　　从接受规则到引领规则制定的模式跃升。改革开放初期，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已经基本成型，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全面加强同多边贸易规则的对接，因此更多扮演国际经贸规则接受者的角色。近年来，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面临深度重构，这为我国提升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契机。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路径在于推进制度型开放，通过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在国际合作中主动参与并引领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制定，为完善全球治理发挥重要作用。

　　积极探索制度型开放有效路径

　　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对接、积极吸纳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为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以双向对接为重点，构建符合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规则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等方面实现规则相通相容，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自贸协定提质升级。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前沿阵地，先行先试开展了一批首创性、引领性制度创新，要用好这些改革试点经验，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积极推进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更全面、更深入、更高水平的对接。

　　以提升贸易发展能力为重点，构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规制体系。进一步推进通关便利化，加大高素质人才引进力度，打造开放创新平台，制定实施一批体现市场友好、竞争有序、创新导向的制度规则，切实提升经营主体国际竞争力，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这些举措既有利于破除市场准入的体制机制障碍、减少资源错配、维护公平竞争，也有利于以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和高能级要素供给为支撑，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和外贸创新发展。在维护国家产业链、创新链安全的基础上，应坚持推动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竞争政策协同发力，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获取发展机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强化创新驱动、提升竞争能力。

　　以负面清单模式为重点，完善经营主体管理机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通行做法。要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扩大竞争性领域开放的同时，推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向更多新兴领域延伸。持续完善负面清单调整、执行、评估等配套制度，进一步细化限制性措施表述，推动其更好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

　　以战略前沿领域为重点，提升标准制定话语权。人工智能等战略前沿领域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标准化既是掌握战略前沿领域话语权的重要支撑，也是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体现。应加快推进我国战略前沿领域标准化工作，开展标准前瞻布局研究，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双向赋能；促进我国数字贸易等领域的标准体系“走出去”，把各类标准“软联通”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深度参与和引领国际标准制定，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