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舒（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院长）

　　伴随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一些非专业学术背景的普通民众依托短视频、播客、社交媒体等平台，主动参与学术性话题的讨论、创作，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样态——大众学术。大众学术是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由专业学者、知识型创作者与普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学术知识进行的大众化转译、参与式传播与公共性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专业话语被转化为普通人可理解的表达，数字平台、算法推荐、社交网络构成其传播路径，知识在公共空间被不断补充、修正、再阐释，催生出一种开放、流动、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新生态。

　　让知识生产成为开放的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

　　每一轮媒介技术变革都会重塑知识传播与生产的结构。尽管技术推动知识以更快、更广、更低门槛触达更多人，但是参与知识生产的始终是少数人，大众只能作为接收端接受经过筛选的知识，知识生产的权力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数字技术第一次改变了生产端的结构。一个平台账号可以让非专业者生产的内容被数百万人看到，算法推荐使细分领域知识能够精准触达兴趣人群，AI工具进一步降低了内容生产的技术门槛，参与知识生产从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多数人的可能。可以说，大众学术的兴起，技术是必要条件。

　　真正让大众学术“火”起来的，是技术门槛降低与教育基础、公众需求、商业模式之间的共振。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0%，规模庞大的“知识大众”是大众学术的人才条件。在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中，人们需要通过知识更新获得职业发展、涵养精神，大众对学术知识的需求持续增长。同时，平台打通了知识性内容转化的商业模式，流量倾斜、创作激励、出版计划等的扶持，为创作者提供了可见的成长路径。技术提供了可能性，教育提供了主体条件，需求提供了持续动力，平台提供了组织化路径，四者共同促进了知识生产权的结构性开放。

　　从本质上看，大众学术不是“学术的通俗化版本”，而是一种知识生产新生态。其核心特征是，知识生产的参与主体从“建制化的专业研究者”扩展到“拥有数字终端和探索精神的普通人”。这意味着，知识生产由一个少数人从事的相对封闭的专业性活动，转化为一个开放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过程。

　　大众学术带来的积极效应与风险隐患

　　大众学术最直接的积极效应，是推动学术成果向公共知识转化，促进知识普惠。专业学术传播长期依赖期刊、会议、专著等渠道，存在周期长、门槛高、覆盖面窄的局限，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难以进入公众视野。大众学术生态中，知识博主将学术话语“转译”为易于理解的多模态内容，公众通过评论、二创等方式参与知识再生产，由知识“消费者”转化为“产消者”。

　　此外，大众学术还构建了非建制化的公共讨论场域。2025年青海“昆仑石刻”事件中，不同专业学者与广大考古爱好者在互联网上展开跨圈层争鸣，众多网民以转发、评论等方式深度参与，展现出专业学术难以比拟的传播效率和认知多样性。一个小众的考古学议题从专业圈层溢出为现象级公共文化事件，折射出大众学术的开放性与参与性有助于达成更广泛的理性共识。

　　大众学术的“去建制化”特征，既是其宝贵的活力来源，也为其带来结构性风险。一是质量失控与伪科普泛滥。“去建制化”模式使知识生产失去了专业学术的同行评议、编辑把关等质量保障机制，人人都能成为知识生产者后，“谁来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成为现实问题。二是算法逻辑与知识价值错位。在大众学术的生态中，算法成为主导中介，其底层逻辑是追求用户停留时长与互动频次的最大化，而非知识价值。三是商业利益扭曲知识传播逻辑。在利益驱动下，惯用科学概念包装的伪科普层出不穷，形成流量变现的灰色产业链，扭曲了知识传播的动机。

　　积极效应与风险隐患是大众学术这一新现象的一体两面。大众学术的良性发展，就是要在保留其开放性和参与性的前提下，建立与数字传播生态相适应的质量保障机制和公共讨论规范。

　　在规范与激活中寻找治理的动态平衡

　　讨论大众学术的治理之道，必须认清大众学术与专业学术的关系。当前，大众学术在知识传播层面已经主流化，但在知识生产层面，专业学术仍有大众学术无法替代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学术的本质在于“求真”，专业学术通过同行评议、可重复性检验、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讨论等不断修正错误，而大众学术缺乏系统性的纠错机制；第二，专业学术通过知识积累，逐渐形成系统知识谱系，而大众学术的知识生产往往是“点状”的、即时的，难以形成学科沉淀；第三，专业学术通过主体身份、研究经费等建制，为长周期深度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大众学术天然倾向于“短平快”，难以产生基础性研究的重大突破。由是观之，专业学术将继续主导知识的认证与积累，大众学术则主导知识的传播与公共化，知识传播与生产的版图正在从“单中心”走向“双轨制”。

　　大众学术的治理逻辑不在于“谁替代谁”，而在于促进健康发展，使知识传播与生产更加协调有序。一方面，推动平台强化管理责任，建立健全知识性信息的审核与监督机制，能够对伪科学、反科学信息及时采取措施；同时，向“主动育优”转型，将内容的专业性、原创性、社会价值等参数纳入推荐模型，用算法逻辑的“隐形编辑方针”引导知识生产规范发展。另一方面，引导公众树立作为知识传播和生产主体的责任意识，建立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媒介素养和学术素养，强化观点需要证据支撑、结论应当接受检验、错误应当被承认和修正、学术讨论需要“更好的论据”而非“更大的声音”的认识，推动公众成为良好知识生态的守护者。

　　归根结底，大众学术的治理要在“规范”与“激活”的张力中寻找动态平衡，形成以公众为主体、以平台为枢纽、以法治为底线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推动大众学术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生力量。

　　走知识生产与人民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大众学术的兴起不是孤立的技术现象，而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知识生产与人民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在数字时代的新发展。在这一优良传统中理解大众学术，包括几个重要维度。

　　人民性是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从“为人民做学问”到“让学术成果惠及广大人民”，人民性始终是这一传统的价值核心。大众学术正是这一立场在数字时代的规模化展开。

　　实践性是认识论根基。我们党从来不把知识生产视为书斋里的孤立活动，而是将其锚定于社会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明确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大众学术使科学爱好者、基层工作者、技艺传承者等普通人，得以将其实践经验转化为公共知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植于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之中。

　　群众路线是方法论路径。知识的来源不应局限于学术组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重要的知识生产方法论。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知识，如方言、民俗、民间技艺、地方史等容易被专业学术忽视，但在大众学术生态中却能找到积极参与者。此外，在需要大规模观测的数据密集型领域、需要多元认知框架碰撞的交叉创新领域，大众学术的分布式参与和认知多样性都具有独特优势。

　　开放性是时代要求。知识生产是在与时代、与世界的对话中不断发展的。当前，全球知识竞争激烈，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影响仍在，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如何营造一个开放的知识生态，既保障知识的可靠性与普惠性，又保护大众参与知识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让专业学术与大众学术在分工协作中形成合力，这是我们在世界知识竞争与大国博弈中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