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在其新著《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版）中，以“探索”为自己的工作命名。该著作既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应该关注的问题，也阐明了哲学的研究如何从现实问题出发、利用思想资源、形成孕育于现实的新的判断。

　　这本著作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连贯的理论线索与高度自觉的方法论追求，是对中国哲学前沿研究的系统性示范，也为希望理解哲学如何在当代中国生长发展的哲学工作者们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治学参考。韩震教授自述，他青年时期学习西方哲学，继而尝试用中国的语言表达这些思想，借助它们理解中国，到后来将西方哲学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来阐释问题，最终从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理论并尝试表达。既有的思想资源是进一步创新的基础，然而是选择囿于过往的解释结构，只是“旧瓶装新酒”，还是选择汲取古今中外的思想精华，在实践中把握现实的具体性，往往是青年研究者难以自主察觉到的问题。对此，韩震教授结合人生经验、时代观察与哲学思考作出了回答，这一回答可以理解为从“哲学的中国化”到“面向中国的哲学”。

　　从中国哲学的问题到“面向中国的哲学”

　　从“哲学的中国化”到“面向中国的哲学”，这一话题令人想到金岳霖先生提到的“中国的哲学”“哲学在中国”的问题，时至今日，有关中国的哲学研究仍然需要对此给出答案。这里的哲学意指一种“普遍哲学”，而在中国土壤下的哲学就因其特殊性似乎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次级的、不纯粹的哲学。韩震教授提出“中国的哲学化”的命题，是对这一问题的当代回应。如果哲学仅仅是一种普遍哲学，那么这种普遍性哲学就会因无法吸纳现实的特殊性而成为空中楼阁。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璀璨的思想成果，这些把握了时代的思想，无一不是真正的哲学。中国历来是拥有哲学的，中华文明拥有对于时代的特殊性的把握，拥有建立普遍性的方式，只是这种哲学，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历史实践，需要被发掘、被揭示、被表达，这也正是“面向中国的哲学”的意义——“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问题出发，将现实问题用哲学的方式加以思考凝练出来的理论成果”，亦即“把中国客观现实的问题上升为哲学理论的逻辑表达”。

　　中国由此既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哲学问题、概念和理论生成的土壤。研究者需要深入中国的历史与实践，辨认其中尚未得到充分说明的关系，使经验获得能够论证、能够交流的思想形式，将中国以哲学的形式表达出来。一个时代总是包含着纷杂的事件，包含着无数个体的生活经验与精神感受，哲学恰恰是要从所有这些现实的材料中辨认时代的问题、凝聚时代精神，揭示分散的变化之间的联系，进而把握人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以及历史又将走向何处。

　　但对于身处时代之中的人而言，把握时代并不容易。熟悉的生活可能因习焉不察而遮蔽问题，陌生的变化又可能因尚未定型而难以辨认。哲学的工作，恰恰在熟悉造成的局限与陌生带来的阻碍之间展开。中国道路的选择、社会制度的变革、知识生产方式的更新，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都要求研究者超出事件表面，追问其历史条件、内在逻辑与价值方向。韩震教授在这本著作中对于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实际上便是面向中国的哲学的工作示范，作为身处新时代的哲学研究者，如何做到出自时代又把握时代，用孕育于历史与当下的语言将现在与未来表达出来，这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追求。在这本著作中，面向中国的哲学成为了一种自觉的研究工作，从现实中提出问题，将经验关系转化为概念与理论，再以更充分的认识返回实践，理解和阐明中国的、时代的特殊性，进而触及到真正丰富、真正属于时代的普遍性。

　　从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展开哲学研究

　　沿着“中国的哲学化”这条线索，全书的十六章从四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开展“面向中国的哲学”的工作。

　　首先是回应时代问题。中国为什么需要新的哲学表达？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社会发展、精神变化和哲学理论创新切入，把时代呼唤哲学创造的要求放置到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既体现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又体现为人们对自身处境、发展道路和未来可能性的重新认识。社会发展与理论变迁的相互塑造，也是哲学与时代之间双向关系的鲜明写照，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时代背景提出的问题，是面向中国的哲学表达首先遇到并最终要给出回应的对象。关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讨论，进一步到新时代与哲学的研究本身，韩震教授讨论了当人的精神面貌与现实处境发生变化，理论如何形成与之相应的主体性、原创性和问题意识？社会生活的改变进入人的精神世界，给出新的问题，并进一步转化为理论创新的要求。既有思想资源需要在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面向中国的哲学首先是中国所面对的时代问题的哲学化。

　　其次是形成自主理论。凭借什么资源，以怎样的方式把握中国？这一层面的探讨包括第一章关于哲学理论体系的总体论述，第五章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根基、第六章关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第八章关于知识形态演进，以及第十六章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讨论，深刻阐明了以“六个必须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指导意义。第一章中提出“前理解结构”，人总是借助已有的思想理解现实，思想史事实上构成了认识的条件。那么如何利用前人对其时代的把握来形成对当下与未来的理解？书中强调，“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既保存了思想的成果，也展示了思想如何在不同条件下提出并回应新的问题。怎样从前人留下的思想出发，形成对于自己时代的新认识？这本著作遵循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启发。有关“两个结合”的讨论涉及思想如何扎根、如何发展；针对哲学话语的讨论则进一步涉及概念、术语、汉语表达与学科建设等具体问题。在第八章中，韩震教授通过对知识的经验形态、原理形态再到以信息技术为平台的交叠形态的分类，讨论知识生产方式的历史变化，对中国在知识形态上的历史演进、实践诠释和未来发展作出了富有洞见与创造力的判断。这一自主理论的形成，凸显了立足于中国实践的思想资源运用和哲学表达的思想深度与理论穿透力。

　　再次是辨析实践矛盾。理论如何进入现代化的各种具体关系之中？第七章考察中国道路的时候，以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为抓手，指出独立自主为开放提供了坚实的主体条件，改革开放充实自主发展的能力，对二者的分析被放置到中国道路形成的历史中具体地进行。除此之外，第十五章对大历史观的方法论层面的探讨，以及第九章关于社会历史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第十章对于自由与秩序、第十一章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都是对高度关联又充满张力的现实关系的思考与追问。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发展历史与新时代的实践图景，经由这些历史性的具体的对矛盾运动的分析，而非单纯概念之间的运动，真正进入到哲学之中。

　　最后是阐明文明方向。面向中国的哲学如何实现由中国的特殊性进入到人类的普遍性，进而真正成为哲学？第十二章讨论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从生产、生活与社会活动的组织方式理解文明，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参照、现实基础与未来方向联系起来，指向摆脱了“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实践，以现实文明的形态拥有着未来文明的姿态，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性他者”的形式存在，这一富有解释力的概括对理解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极具启发性。互为他者的文明体具有制度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又通过生产、贸易与交往形成现实联系，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借由“内在性他者”这一概念进入到普遍性之中，新的文明的可能性在既有的世界体系中得到孕育，资本主义道路并非文明发展的唯一范式，中国发展、中国实践的特殊性同样需要被表达，被提炼为文明的借鉴与人类发展的哲学，成为吸纳了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第十三章将国家、社会、公民等层面价值问题的讨论延伸到国际交往，第十四章从文明发展的现实回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与马克思主义崇高理想、党的根本宗旨与奋斗实践具体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如何从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产生，中国经验如何成为具备充分的实践指导意义的普遍性话语。

　　一场研究重心的“哥白尼式转向”

　　以上四个层面构成了一个能够往复展开的思想历程。关切时代变化提出的问题，在既往思想资源的前理解结构下，通过对现实的矛盾的具体分析，让实践真正进入到理论之中，将充分吸纳了特殊性的理论进一步上升为普遍性。在这样的一场思想探索中，历史变迁、思想脉络、前沿科技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素材在书中频繁相遇，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与读者以一种观察、讲述的方式不期而遇，读者能够看到问题如何被发现，材料如何被联系，判断又如何从中逐渐生成。尽管韩震教授以“探索”为自己的工作命名，但经由个体性的哲学探索所展现的从“哲学的中国化”到“面向中国的哲学”，深刻反映的是研究重心的“哥白尼式转向”。

　　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实践在思想生成中的地位得到更加自觉的确立，对哲学含义的理解从形而上的普遍哲学转变为更加丰富而具体的包容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哲学。“哲学的中国化”关注既有的哲学理论如何进入中国，怎样在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理解、运用和发展；而“面向中国的哲学”则把中国实践置于提出问题、检验答案和形成理论的起点，在现实的矛盾关系中发现前理解结构的边界，以新的分析、新的判断拓展理论的穿透力、解释力与指导意义。

　　在方法论层面，“面向中国的哲学”将理论创新的问题从中国实践如何契合理论路径转变为中国实践如何经过思想加工提炼出实践经验的哲学内核。前者是从普遍性走向特殊性，后者则是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后者要求深入特殊经验的历史条件，剖析笼罩着研究者自身的时代，并抽丝剥茧般寻找到其中客观的、历史的联系，以创新的、饱含社会历史特殊性的理论，回应时代问题的呼唤。

　　由此再看韩震教授以“探索”为这本著作命名，便能体会其中更为深长的意味。从学习西方哲学，到借助既有理论理解中国，再到自觉地从中国实践中凝练思想，这段治学历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化，也逐渐展开为一位哲学工作者对自身使命的理解。韩震教授将这种“以思想把握时代”的自觉贯穿于全书，使“面向中国的哲学”成为可以循着具体问题继续展开的研究工作。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年学者，这份探索所留下的启发，在于如何从思想的学习者逐渐成为思想的创造者，在亲历的现实中发现值得追问的问题，并使自己的认识进入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讨论，以中国为方法，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