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克莎（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侨大学特聘教授）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是宏观调控的关键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找准政策发力点，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但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仍较突出。如何认识供强需弱的矛盾？如何找准主攻方向统筹供给和需求？这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深入分析，并从政策上探讨破解的方向和路径。

　　理解“供强需弱”内涵

　　“供强需弱”是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一个重要判断。这里的供强需弱矛盾，不是指某类产品或产业的供求关系，而是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国内实际总供给大于实际总需求，或者说，国内潜在总供给能力大于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供强需弱是一个相对的、结构性的概念，不是指供给绝对过剩，对此要有全面认识。所谓供强，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主要是供给规模扩张能力强，但供给质量和结构亦需要优化；所谓需弱，也是相对于供给而言的，主要是需求增长比较缓慢，特别是内需不足，有效需求未能充分释放。在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领域，供强需弱的矛盾更为突出，但关系同样也是相对的。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目前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这意味着无论从总量还是结构看，供给端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即使是规模居全球首位的制造业，整体上仍呈现大而不强的特征，与建设制造强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比，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含义十分清晰，宏观调控的重点要坚持供需双侧协同发力，以更大力度和更精准方式扩大内需，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还要看到，供强需弱矛盾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格局，而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从供需增速来看，近年来我国生产供给端仍保持较强增长势头，工业和服务业均展现出较大的产出潜力。然而，受消费和投资等需求端增速持续放缓的影响，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有所加大。2025年，我国GDP同比增长5%，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8%和5.4%，但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3.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振。需求端的这种态势，亦会对供给端增长形成一定制约。从价格总水平观察，价格变动是市场供求关系的综合反映。近年来，我国物价总体运行平稳，但价格信号的温和走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总需求的不足。同时，国内挑战与国际风险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复杂局面。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一些国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推行“脱钩断链”，试图从外需和供给两端冲击我国产业链，遏制我国发展进程。在此背景下，随着贸易壁垒增多、国际市场准入门槛提高，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空间正日益收窄，扩大内需的紧迫性愈发凸显。

　　多维度考量供需关系

　　破解供强需弱矛盾，需深化对其性质、动因和影响的分析判断，进而从多维度考量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为找准主攻方向统筹供需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一是从总量和结构来看。在我国发展阶段转变过程中，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始终交织在一起。供强需弱矛盾的本质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问题，总量问题更为凸显，需求偏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进一步看，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影响也比较突出。供给端存在由结构和质量问题导致的无效供给，部分供给不适应需求；需求端受支付能力等制约，存在无效需求，部分需求难以释放，二者共同加剧了供需矛盾。结构问题背后是体制机制障碍。比如，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升级缓慢，尚不能完全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企业数智化绿色化转型面临体制性障碍；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结构有待优化、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

　　二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供强需弱矛盾表面上是一个短期市场问题，实质上是长期经济问题的综合反映。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总供求矛盾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周期波动的表现，总需求不足一直被当作短期问题。然而，这个理论框架已经被多国的经济现实所打破。聚焦我国发展实践，近年来，需求侧问题更为凸显。中央更多强调“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并明确为一项长期战略。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扩大内需放在重要位置，提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这意味着宏观调控的重心正在发生新的、深刻的变化，强调供需双侧协同发力，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把扩大内需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安排，是对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突破和创新；推动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也是对西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需求的长期因素依然较多，包括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等。对此，需采取综合性政策措施，强化“供需共振”，推动供给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三是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来看。供强需弱矛盾既是经济运行问题，更是事关全局的经济发展问题。一般来说，发达经济体关注总供求关系可能重在稳定经济运行，发展中国家则重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世界局势错综复杂、外部挑战明显增多的情况下，更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从发展战略出发，将运行层面的供求调节上升为发展层面的格局重塑，以此调整资源配置格局。同时，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在畅通循环中促进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按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拓展化解供强需弱矛盾的空间和路径。一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国内大循环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另一方面，把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切实转化为支撑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基础，使14亿多人口的消费市场成为吸纳供给、释放需求的巨大空间。

　　统筹供需的重要举措

　　统筹供需，必须把解决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运行问题与发展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从总体上说，要坚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重点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而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正是从收入方面发力的重要举措。在这一过程中，要构建多主体发力协同的增收政策体系，促进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增加居民有效需求。比如，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支持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等等。

　　第二，推进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这是扩大内需、破解供强需弱矛盾的有效路径，核心在于增强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提升供给创造和引领新需求的能力。重点包括：依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积极开发新产品、新服务、新市场，推进智能穿戴、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应用，推动国产老品牌、老字号创新发展；针对城乡消费差异优化供给结构，可考虑支持城市更多发展高端、智能商品和体验式服务，加强农村耐用消费品和基础生活服务供给；以质量为导向，支持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促进产品供需适配、结构优化、优质优价。

　　第三，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投资回稳。需求偏弱与投资下行密切相关，而民间投资不振是一个重要原因。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关键在于让民间资本“敢投、愿投、放心投”。要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鼓励支持民间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领域。下大力气营造稳定透明、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破除隐性准入壁垒。推动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第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这是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就业—收入—消费—投资”良性循环的关键所在。既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大对生育养育、普惠养老、教育医疗、职业培训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又要加大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的投入，加强县域、乡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还要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强化对公共服务、民生发展等投入指标的考核。

　　第五，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推动供需动态平衡。要注重向改革创新要动力、要活力，用改革的办法打通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一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二是创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路径，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三是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着力破除户籍、土地等方面的制度制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提振消费的财税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