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来斌（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基于当代经济发展经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时代使命。《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坚持将对发展的历程分析与理论的专题研究相结合，将时空意识带入经济学理论分析，着力深化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对构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作出了探索。

　　基于发展实践经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全书紧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当代实践，尝试构建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约束、超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维定式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其一，坚持“让经济学说中国话”，彰显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必然要求。

　　长期以来，摆脱西方“文明优越论”，避免落入依附境地，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诉求。该书开宗明义提出“让经济学说中国话”，反对模糊国别指向的西方经济学，强调回归政治经济学本源、创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迫切性与现实性。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方法，由中国人自主选定研究对象和技术路线，在自主观察总结中国实践的基础上，科学运用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理论和知识，形成既区别于西方经济学“样板”思维，又区别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理论判断、结论和框架。

　　将基于中国实践形成的中国理论进行必要的学术提升、学理转换，归根到底要落到人的主体性上，尤其需要中国学者高扬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理性自觉，克服知识运用上的教条主义，不满足于简单的经验记忆，真正建构起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穿透性、规律性认识。

　　其二，围绕经济发展主线，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书中强调，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现代化与工业化的主线是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围绕这个主题主线，该书概括和阐释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知识体系，包括以社会矛盾运动规律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哲学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为经济发展的价值追求、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以渐进式改革为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以产权链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问题等13个方面内容。其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共生融合关系是作者关注的重点。该书认为，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配合调节，是当代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与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调节机制。这些概括彰显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原创性。

　　基于发展历史条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道路

　　全书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条件，尝试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为我们理解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优势与劣势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一，重视历史分析，阐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特殊性。书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当时的中国不具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为主导关系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土壤，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仅仅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局部特点。可见，资本主义萌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不同，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也不同。该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具备相应的社会政治条件，资本主义因素也有可能催生社会主义。因此，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符合历史内在逻辑。换言之，社会发展前途是否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内部是否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或资本主义因素，还要综合考虑时代条件和政治环境。

　　其二，关注后发劣势，探究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性。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比较而存在，为后发国家所共有。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其经济发展的优劣势问题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特殊性有着密切联系。该书指出，过去对中国经济发展条件的研究相对侧重阐发后发优势，不太注意分析后发劣势。书中强调，处于产业链低端位置、先发国家制定的排他性措施、发展面临生态环境压力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突出劣势。书中指出，社会发展阶段的“跨越式”前进有严格条件限制，而非随心所欲。后发国家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但不能超越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客观发展阶段。综合来看，后发国家应当运用资本主义社会先行使用的市场经济手段，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激发、整合本国人民的发展意识，从而启动本国发展的主体动力；可以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并辅之以有效的政策，从而为后发优势的实现创造条件。

　　基于中华文明伟大成就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内涵

　　该书基于中华文明伟大成就深刻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价值，尝试为后发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学理支撑。

　　其一，注重比较分析，科学把握“新现代性”的实质内涵。现代性是学术界理论研究的热点。作者提出，新现代性是指中华文明在崛起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价值内涵，对既有西方所界定的现代性有突破、有超越，具有创新性、先进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

　　西方文明排他性地将自身标榜为人类历史演进的完备形态，以唯心主义态度强行割裂普遍性与特殊性，习惯对其他文明采取贬低处理，并单方面挑起文明冲突，试图将自身模式强加给后发国家。对此，该书摒弃西方中心论的流行话语，立足唯物史观具体阐释了新现代性的主要意涵，包括多元文明互鉴的新文明观、新型政党政治的新政治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新价值取向、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价值判断、系统集成的新治理理念等。中国式现代化着力祛除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弊端，体现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开放化等现代性的一般特征，赋予人民性、平稳性、协调性、生态性等新的特质，塑造了崭新的现代性，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人类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难题提供了答案。

　　其二，放眼世界大局，阐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世界贡献。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是世界发展的重大利好。该书强调，中国的发展既不靠殖民掠夺，也不靠依附他国，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为各国分享“中国红利”创造更多机会；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等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中国的发展哲学具有一般意义，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形成了一些新认识，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