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志鹏（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副教授）

　　当前，信息技术革命正在重塑社会治理模式，互联网不仅是技术平台和传播渠道，更成为文化生产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这是党中央立足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展需要、深刻把握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作出的科学决策，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传播带来全新课题

　　文化生产主体改变。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分工日益精密化、专业化，文化生产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文化领域从业者需要经历相当长的职业化教育培训才能适应岗位发展需要。然而，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普及，文化创作门槛大幅降低，大众创意迅速转化为文化内容并在网络上传播，文化生产主体实现了从“职业化”向“大众化”的转变。信息化在塑造“技术平权”网络文化景观的同时，也给文化治理带来诸多挑战，超大规模的网络文化主体、海量信息、多元群体及多样化平台，给文化领域的监管和审查带来挑战，现有文化治理机制面临滞后危机。

　　文化传播方式改变。传统的文化传播主要依赖报纸、电视等媒介，受发行周期、播出时段及覆盖范围等因素制约，滞后于人民群众对即时信息文化交流的需求。随着信息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互联网已成为信息文化传播的主渠道，文化传播日益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生产、自己传播、自己享用”的“共享机制”。信息技术正在打破层级化的传播结构，推动生成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但多元传播难以溯源、虚拟信息难辨真伪，极大增加了治理成本。

　　文化权力格局改变。在传统的文化结构中，党通过对媒体、出版、教育、艺术等文化生产与传播机构的管理和引导，使社会主义文化在文化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平台企业、自媒体、网络社群等主体深度参与文化生产，过去政府主导的文化权力格局逐渐向“政府、企业、个体”的多元文化权力格局转变。

　　文化治理工具改变。文化治理工具伴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演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在伴生文化治理风险隐患的同时，也为文化治理提供了更多工具。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在文化治理中引入市场调节机制。新时代以来，信息技术发展与文化治理深度融合，我们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行业组织建设，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充分发挥文化领域的多元主体作用，使用引导、说服、座谈等多种治理方式，实现了文化治理工具的系统集成。

　　为社会发展增加新动能

　　坚持和巩固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迫切需求。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突破80%，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精神文化活动的新空间。“十五五”时期，文化生产、传播、娱乐形式发生深刻变化，文化管控的难度上升，党对文化领域的领导面临挑战。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就是提升文化治理效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夯实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文化领导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国家治理是一个随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离不开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十五五”时期，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带动生命科学、绿色能源、新材料领域孕育新的变革，文化治理与技术发展之间蕴含着巨大张力。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就是要创新工作理念、内容、载体、形式和方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不断适应科技发展需求，使科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科技不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更承载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实践成果，是文化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深度融合，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构着文化生态。要创新文化内容和治理载体，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才能使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

　　提升治理能力的实践路径

　　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保证。要健全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强化党中央对信息化条件下文化治理的决策议事协调功能。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的原则，把各级各类媒体置于党的领导下。要建立健全多元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同时加强政企合作、多方参与，加快公共服务领域数据集中和共享，推进同企业积累的社会数据进行平台对接，形成社会治理强大合力。

　　完善文化治理法治与政策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彰显。要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就要发挥我国独特制度优势，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重点加强人工智能治理、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数据安全等法律规范。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统筹宣传、网信、文旅、公安、工信等部门，形成“全链条”治理格局。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常态运行为特征、协同推进为方式，推动网络生态治理由阶段性整治向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转变，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运用信息技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文化治理的核心使命在于价值引领与共识凝聚。要利用信息技术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凝聚意识形态共识。要创新主流媒体网络传播话语体系，构建与数智时代相适应的文化思想引领体系，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可体验、可互动、可共享的数字内容生态。要构筑多元包容的价值生态，破解“信息茧房”困境，打破算法推荐构筑的同质化信息壁垒，以主流价值引导算法设计，占领文化信息传播制高点。要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发挥数字技术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赋能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融合，消除“技术鸿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智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机制创新及实践路径研究”（25CDJ05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