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国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

　　“十五五”时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阶段，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头等大事。当前我国粮食供需仍将长期处于紧平衡态势，极端气候频发与国际局势深刻演变进一步加大了风险防控的难度。粮食安全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粮食安全从侧重数量保障向数量质量并重、更具风险韧性转型升级，是筑牢国家安全根基的必然选择。实现这一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根本驱动，引领农业生产方式变革、要素组合优化和制度供给调适，在提升粮食供给体系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筑牢安全根基。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是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等高新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劳动者素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的系统性跃升，推动农业生产方式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在充分继承既有产业基础上对传统种养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先进生产力形态。

　　从本质上看，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与传统农业生产力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动力机制、要素形态与发展路径的差异。

　　在动力机制上，传统农业生产力主要依赖土地、劳动力与常规农资的投入，增长空间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刚性约束。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则以科技创新为持续牵引动力，依托蕴含生物育种、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等先进技术的品种、装备与数据要素，遵循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内在逻辑，增长动能以创新驱动为主。

　　在要素形态上，传统农业以实物形态的自然资源和初级劳动力为支撑，要素组合相对固化。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则是以生物育种成果、智能装备系统与农业数据资产为核心的知识密集型要素组合，通过生物技术、智能决策与数字系统的深度融合，推动劳动者从传统农业生产者向高素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型，劳动资料从常规农资向智能化新型装备升级，劳动对象从常规品种向突破性优良品种跃升，形成农业生产要素体系的整体重塑。

　　在发展路径上，传统农业囿于资源投入与产出效率的单一维度，增长方式具有高度路径锁定特征。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则通过技术集成与要素协同产生乘数效应，推动增长模式从资源投入型路径锁定转向多维协同，形成以科技创新为牵引、以效率提升为支撑、以质量跃升为核心、以绿色可持续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这一质态转换并非对传统农业的简单否定或另起炉灶，而是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生产方式转型与能级跃迁的有机过程，构成了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农业生产力最本质的内涵特征。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为粮食安全从侧重数量保障向数量质量并重、更具风险韧性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可能和实践路径。

　　以新质生产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我国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的基本态势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在日益复杂的新形势下，必须以新质生产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其核心逻辑在于从夯实产能根基和强化风险应对能力两个方面同步发力，二者互为条件、相互支撑。

　　一方面，筑牢产能根基。传统粮食生产主要依赖水土资源和物化投入，增产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存在刚性约束。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以生物育种、智能装备和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推动粮食生产从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跃升，从根本上夯实产能根基。产能根基的夯实是风险防范的基本前提，只有将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高位，粮食供给体系才具备应对各类冲击的底气和空间。

　　另一方面，强化风险应对能力。新质生产力通过灾害智能预警、抗逆品种应用和智慧生产作业，形成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周期风险防控与快速响应机制，显著增强粮食供给体系的抗冲击能力，使极端气候频发和市场波动加剧的挑战能够得到更加主动有效的化解。产能根基越牢固，风险应对空间就越宽广；风险防控越有效，产能优势转化就越充分。

　　在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中，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发力方向体现在相互协同的三个维度。一是以种业创新为引领，加快选育推广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突破性品种，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从源头上形成产能提升的内生驱动力。二是以技术集成与场景落地为关键，促进生物技术、智能装备、物联网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推动生产经营从单点技术应用转向全程系统优化，在大面积提单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三是以制度创新和经营体系优化为支撑，通过发展专业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有效降低新技术应用门槛，使小农户得以分享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红利，同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形成科技赋能与制度激励同向发力的良性循环。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挑战与破解路径

　　当前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面临的挑战，集中表现在创新供给、产业转化与制度适配三个环节的结构性矛盾。

　　在创新供给环节，主要表现为农业科研力量条块分割与产业系统性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育种、智能装备、数字农业等关键领域的协同攻关机制尚待健全，部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加之科研成果评价长期侧重论文与专利数量，导致相当比例的先进成果难以跨越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化鸿沟。

　　在产业转化环节，主要表现为新技术应用门槛较高与农业经营分散格局之间的现实差距。大国小农的基本农情决定了小农户对前沿技术的承接能力有限，而面向智慧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覆盖深度尚显不足，这一差距使得新质生产力在终端落地过程中面临明显的传导阻滞，先进技术的应用效果难以在分散经营的格局中充分释放。

　　在制度适配环节，主要表现为新质生产力对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在要求与现行体制机制之间的调适滞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适配科技型农业企业的金融支持与风险分担机制尚不完善，复合型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缺口依然突出。

　　破解这些矛盾，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打通技术供给的源头梗阻，又要突破产业承接的终端瓶颈，更要消除制度环境的深层壁垒。根本路径在于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协同推进三项关键改革举措。

　　第一，优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切实以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牵引科研方向，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与成果评价中的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农业科技领军企业集聚，集中优势力量在生物育种、智能装备核心部件等关键领域实现自主突破。

　　第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加快培育面向智慧农业、数字农事等新业态的专业化服务组织，有效降低小农户应用新技术的门槛与综合成本，构建覆盖全程、响应及时、运行高效的科技传导体系，从根本上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

　　第三，深化要素配置与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适配科技型农业企业的金融支持与风险保障制度，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协同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模式，加快“新农人”培育和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引导优质要素向农业农村领域有序流动、高效集聚。必须通过系统性改革打通制度性梗阻，充分释放各类创新要素的潜能与活力，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壮大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