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玲（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社会语言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长期主导国际社会语言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社会语言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数十年稳步发展，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范式持续本土化革新。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此指引下，中国社会语言学创新性探索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日益成熟，已从追随西方理论走向自主创新与平等对话。

　　构建原则

　　语言结构系统是社会群体言语互动的一种概括。它是一种符号系统，但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止的系统，而是与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运作相互作用、不断发展变化的“活系统”。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使用中的语言和社会对语言的使用。语言不是脱离社会发展而独立发展、自足自立的生物现象，语言的特征既要适应人类的生理条件，又要适应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沟通和交流的需要。基于上述理念，中国社会语言学从语言的使用入手，研究“动态的语言”，关注语言作为一个“活系统”的发展变化。

　　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注重如下原则。一是应用混合研究方法，“表现为准”与“动态追踪”相结合。中国社会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时，基本上不会停留在讲话人对自己语言的判断上，而是在追求客观性调查结果的前提下，贯彻“表现为准”的原则。具体表现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见和判断为准，而是进行社会调查，广泛采集语料，并联系讲话人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开展研究不以自己的语言判断为准，承认个人直接经验的局限性。以该原则为基础，中国社会语言学界还将城市语言生活的宏观监测、微观调查以及动态追踪相结合，开展多视角、多场景研究。这既能避免仅依据数据展开分析的偏颇，又能客观有效地预测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趋势。二是主张跨学科、实证性研究。这体现在科学的研究程序当中，具体包括建立假设、操作化、经验观察、得出结论等步骤，同时提倡与社会学、城市规划学、经济学、人工智能、医学等学科的融合。比如，将社会流动、社会网络、经济发展模型与语言的普及推广、语言变化、语言服务需求等相结合，将城市规划、社会治理模型与城市语言服务、国家语言安全、全球语言治理等综合考量。这些融合既遵循实证性原则，又打破学科边界固化的局限，形成更具解释力的方法体系。三是坚持问题导向与服务社会相统一，开展应用性的语言学研究。中国社会语言学从来不反对语言学的应用，也乐于进行应用性的语言学研究。其研究目的不仅是认识与了解世界，更是通过发现并解决现实社会中的语言问题，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社会语言学应全面发挥其学术功能、技术功能和服务社会的功能。比如，语言扶贫、语言与乡村振兴的系列研究，不仅彰显出社会语言学作为经验科学的解释力，也昭示其作为治理科学的实践潜能，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可验证推广且有持续性的范式。

　　学术创新

　　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城市语言调查、语言变异与变化研究、语言接触与语言传承研究、语言规划研究等方面，具有自己独到的学术创新。

　　一是发展出“城市语言调查”新方向，形成“语言生活派”。这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学术创新，也是对世界社会语言学的一项特殊贡献。城市语言调查综合了社会语言学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研究成果，聚焦城市化进程中语言使用、语言接触、语言认同等现象，内容涵盖城市语言生活状况调查、新老居民语言适应行为、城市语言景观、语言服务与语言治理、新兴言语社区规划等。随着这一方向的蓬勃发展，“语言生活派”逐渐形成，这个流派被视为具有共同理念的中国本土社会语言学流派。中国城市语言调查成果，不仅适用于中国，同样也能为欧美已完成城市化的社会提供城市言语社区形成机制的现实佐证，为全球大规模城市语言现象提供分析框架。

　　二是语言变异与变化研究从西方移植到本土融合创新。早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继承了美国、加拿大学者对语音变异现象的研究内容，把对语音变项制约条件的研究移植到汉语中来。此后，中国学者基于汉语特点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在这一方向进行了变革与发展。创新之处首先在于不拘泥于语音变异，将变异研究扩展到词汇、语法、文字以及语用等层面，还将变异与言语社区内部的社会流动、社会网络、语言认同、语言规划状况相结合，探究语言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同时，随着社区语言载体的技术化拓展，语言与社会组织的共生关系趋于复杂化，中国学者对语言变异与变化的有关研究逐步增加“虚拟空间”“载体空间”等维度，并发展出一系列网络语言研究新课题，如网络语言文明、网络语言治理以及网络语言安全等议题，研究过程严格遵循“实证性原则”，通过科学程序验证假设，确保成果的客观性与应用价值。

　　三是语言接触与传承研究突破地域与阶层框架，转为全球化与城市化视角。语言传承与语言接触研究一直是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许多在单语环境中习焉不察的社会语言学机制在双多语环境中会被凸显出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突破了传统地域与阶层框架，转向全球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社区边界的流动性与认同协商；关注移民、城市化与网络社群等新兴言语社区的形成机制，探讨方言与普通话、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之间的动态竞争与融合。此外，超越“描写与分类”语言研究模式，既考虑语言系统因素，也兼顾交际意图与社会环境，探究语言接触与传承的深层动因，体现“解释为重”的方法论特色。

　　四是语言规划研究的整合与创新。语言规划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与社会语言学有若即若离的关系，但在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却是向来都受到重视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目前的新趋势是将语言规划研究与社会语言学理论研究全面整合，并将其他方面的成果应用到语言规划领域。中国社会语言学主要在两个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一是通过社会调查来确定社会环境因素与语言规划行为的因果关系，二是建立语言规划发展策略的理论基础。这两方面的创新既体现了“应用性研究”原则，研究成果服务国家语言战略；也遵循了“实证性原则”，通过科学方法确保语言规划策略的有效性。

　　中国社会语言学立足中国本土，推进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多年来，以城市语言调查方向为基础，以动态语言观为原则，坚持实证性的应用性研究，坚持跨学科合作与融合。中国社会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服务于中国社会需求，更为全球社会语言学提供了非西方语境下的新理论与研究新范式。当然，中国社会语言学界仍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城市语言调查对大规模城市语言生活研究成果的整合分析不足，缺少有阐释力的语言变化机制模型；在国际学术对话中，中国语言生活派提出的“城市语言生活”“语言资源”“语言服务”“语言文明”“语言治理”等核心概念尚未形成国际共识；等等。但挑战亦是动力，假以时日，中国社会语言学一定能够更深度参与全球学术对话，为解决人类共同的语言问题（如语言多样性背景下的文明交流互鉴等）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