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翔（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翠红（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产业转移不仅是生产要素的空间重组，更是区域经济格局演化的深层动力。在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如何理解并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已成为关乎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命题。区域间产业转移是“比较优势的内源驱动+产业政策的外部激励+耐心资本的时间回报”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高度互补，缺一不可。其中，比较优势是产业转移可持续的内源动力，产业政策在多数情况下为引导产业转移提供了初始推动力，而持续的产业转移通过时间发酵会强化承接地比较优势，最终形成自驱的循环动能。

　　比较优势：产业转移的“引擎”和内源动力

　　比较优势是产业转移可持续的内源动力。生产活动能否迁移到某地并扎根发展，最终要看是否能在承接地获取成本优势、市场优势或效率优势，并凭借这些优势开拓获利和生存空间。

　　总体来看，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静态比较优势通常与自然资源相关，通常不会随时间推移发生巨大变化，是资源型城市吸引下游产业转移的重要依仗。例如，新疆、内蒙古、四川、云南等地区分别借助在煤电、水电方面的突出优势，吸引了电解铝等高耗电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并形成了相关产业集群。动态比较优势是可以通过政策调节和产业结构调整而持续变化的。例如，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初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土地优势承接“三来一补”产业；90年代中期，随着资本积累和技术提升，转而发展电子信息产业；进入21世纪，进一步向高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攀升。又如，陕西省在2017—2023年凭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前瞻性布局，成为比亚迪在国内的最大单一整车生产基地，并协同长安汽车、吉利汽车等知名汽车企业和法士特等汽车零配件企业打造了从整车制造到关键零部件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这一产业结构的主动调整助力陕西省成为2017—2023年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规模最大的省份，且在其承接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中，“交通运输设备”行业的产业转入占比高达71.3%，断层领先于其他行业。

　　当前，中西部地区的动态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物流条件的持续改善和制度壁垒的不断打通，中西部地区的市场潜力快速释放，为承接不同类型产业创造了多元化的吸引力。然而，就像一个性能卓越的引擎也需要点火器才能启动运转一样，比较优势作为产业转移的内源动力，往往处于“潜在”状态。它客观存在，却未必能够自动转化为企业的迁移决策。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迁移成本等现实障碍可能使潜在比较优势长期沉睡，无法被有效激活，而解决这一问题正是产业政策的核心价值所在。

　　产业政策：产业转移的“点火器”和初始推动力

　　产业转移并非纯粹的市场自发过程，尤其在转移初期，政策的外部激励往往起着关键的“点火器”作用。我国区域发展梯度明显，但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产业转移往往面临“转出地不愿放、承接地接不住”的双重困境。转移企业也容易在产业转移的不确定性获利和维持现状的机会成本之间难以抉择。

　　政策激励的核心目标是为企业打造稳定的盈利预期，实现转出地与承接地的“双赢”。其具体路径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方向引导，通过《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明确产业转移的重点方向，避免盲目布局和过度竞争；二是条件创造，通过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物流网络、能源保障，增强对产业的“拉力”；三是利益协调，针对转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探索税收分享、GDP分成、指标划转等机制，破解“转出地动力不足”的难题。

　　从产业转移政策的顶层设计看，国家战略的引导作用日益凸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完善产业转移协作机制和平台体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实施国家产业转移发展提升工程”。这些政策部署为产业转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和实实在在的动力支持。例如，笔者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定量证明了由工信部常态化开展的产业转移对接活动，通过形成要素成本下降预期与消费市场规模扩大预期，可以促进主办城市企业注册数量的增长。这表明引导政策在推动区域产业转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政策的外部激励存在明显边界，单纯依靠政策激励的产业转移是必然不可持续的。部分企业因补贴而来、随补贴而去，难以在承接地形成真正的发展根基。因此，产业转移政策的着力点应充分结合产业承接地比较优势来构筑和强化。此外，即使有产业政策的初始支持配合比较优势的持续驱动，产业转移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政府和企业投入耐心资本、静待价值的最终释放。

　　耐心资本与时间积累：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化器

　　产业转移的真正成功，不仅在于生产活动的迁入和投产，更在于转移过程中承接地比较优势的强化与升级。这一转化需要时间的发酵，更需要耐心资本的陪伴。

　　产业转移的时间价值体现在多个维度。一是产业生态培育需要时间，单个企业的迁入只是起点，形成产业集群、产生协同效应需要长时间积累；二是技术溢出需要时间，转移企业在承接地设立研发中心、培训本地人才、带动配套企业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三是要素禀赋升级需要时间，随着产业的发展，承接地从廉价劳动力供给转向技能型人才集聚，从单向资源供给转向价值链分工升级。笔者通过构建区分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的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测算模型，实证发现内资企业的先行进入并通过提升承接地的产业集聚水平，能够有效增强外资企业的迁入意愿。这正是产业转移时间价值的有力佐证。

　　从现实案例来看，耐心资本在产业转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例如，安徽的实践表明，通过“贷投批量联动”“共同成长计划”等金融制度创新，耐心资本能够陪伴企业跨越“研发—转化—量产”的资金断点。合肥在培育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产业时，正是通过国有资本的长期投入，形成了“国资引领—项目落地—股权退出—循环发展”的良性闭环。这一案例启示我们，承接地并非只是生产活动的“接盘侠”，而是要深度参与产业培育和升级发展。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在耐心资本的孵化下，产业转移与比较优势升级之间可以形成良性循环。产业转移初期依赖既有比较优势（如自然资源等）；随着产业集聚，承接地逐步积累技术、人才和配套能力，形成新的比较优势；这些升级后的比较优势又能吸引更高层次的产业迁入。这一循环一旦形成，产业转移就从“政策激励”转向“内源驱动”，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性转变。

　　三重机制协同：构建产业转移的良性循环

　　比较优势、产业政策、耐心资本三者并非孤立作用，而是相互支撑、协同演进。产业政策在初期弥补产业转移的动力不足，使企业“愿意来”。比较优势确保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使企业“留得住”。耐心资本则通过长期投入，加速比较优势的升级迭代。

　　当前，我国产业转移正处在一个关键转折期。从全国层面看，产业转移已初步形成梯度有序的态势，中部地区已围绕重点转移企业形成产业集群配套，西部地区大力支持承接特色产业，东部地区加快向价值链高端升级。但也应看到，部分领域仍存在“转出地冷、承接地热”的利益博弈，一些承接地面临“转移但不升级”的低端锁定风险。要破解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三重机制的协同。在产业政策设计方面，应加快建立跨区域利益分享机制，推广“反向飞地”“双向飞地”等模式，让转出地也能分享产业转移的长远收益：在比较优势构筑方面，引导企业不仅将承接地视为生产基地，更应将其作为深耕本地市场、整合区域资源的战略支点，助力企业扎根；在耐心资本孵化方面，应协同政府和企业的共同长期参与，用持续稳定的政策换持续发展的信心，探索“基金+基地”等长期孵化模式，以信任为纽带深度参与承接地产业培育。

　　当产业转移的三重机制真正形成协同，当承接地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赋能，当耐心资本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区域协调发展就将获得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这既是产业转移的深层逻辑，也是中国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