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鹏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把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各领域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五年，绿色化、低碳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超大城市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载体，其绿色转型不是单一的技术升级，而是发展理念、制度体系与治理逻辑的系统性重塑。构建科学的绿色经济指数，为超大城市实现治理模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精准治理”跃升提供了关键标尺。以绿色经济指数为牵引，探索系统协同、制度规范、全域联动的绿色转型路径，既是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紧迫任务，也是服务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

　　超大城市绿色经济仍面临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近年来，我国超大城市绿色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粤港澳大湾区成立绿色金融联盟，杭州以城市大脑3.0赋能绿色治理，超大城市在产业升级、能源转型、生态改善等方面实现突破，绿色发展从理念加速转化为实践。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超大城市绿色经济仍面临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突出表现为制度性梗阻、协同性短板。

　　在制度性梗阻方面，创新转化仍然存在堵点，产学研用融合缺乏刚性机制，中试与概念验证平台不足，技术成熟度评价体系不健全。绿色技术产业化金融支撑偏弱，数字技术与绿色制造融合不深，中小企业绿色诊断覆盖面有限，数据标准不统一形成“技术鸿沟”。

　　在协同方面，减污降碳协同不足。城市级碳核算体系尚未健全，减污与降碳统筹机制尚未成熟，生态容量约束刚性不足，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推广受限，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不完善，多元共治闭环尚未形成。另外，跨区域绿色协同壁垒短时间内还难以破除。城市群绿色标准互认、碳配额互济、生态补偿联动机制不健全，多停留在协商层面，跨区域数据共享、平台共建滞后，绿色金融评级体系有待完善。加之一些地方国土空间规划约束不足，绿色空间法定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市域财政对远郊区县倾斜不够，横向生态补偿不完善，这些都造成“核心区过密、外围区不足”的空间失衡。

　　以绿色经济指数为抓手，推动绿色转型向系统协同、制度规范、全域联动转变

　　破解上述难题，亟须以绿色经济指数为抓手，构建“指标引领—机制创新—行动落地”三位一体治理范式，推动绿色转型向系统协同、制度规范、全域联动转变。

　　以链促融，构建绿色创新转化机制。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布局专业化中试与概念验证中心，依托绿色经济指数评估技术转化效率，完善“企业出题、院所攻关、市场验证”模式。设立绿色技术产业化专项基金，强化贴息与风险补偿，支持节能降碳、碳捕集、资源循环等项目落地。深化数字技术与绿色制造融合，扩大中小企业绿色诊断服务，打通技术落地堵点。

　　以减促稳，完善减污降碳协同体系。要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建立城市级碳核算监测评估机制，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严格生态容量约束，严控高耗能项目准入。推广“EOD+绿色基建”，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近零碳社区建设，将全生命周期环境绩效纳入指数评价，健全多元共治格局。

　　以补促均，优化绿色福祉空间配置。将绿色公共服务、生态宜居指标纳入规划刚性约束，推动教育、医疗、绿地资源向副中心、新城、生态涵养区倾斜。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远郊区县绿色民生支持，健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绿色空间法定保护，严禁违规占用，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

　　以统促合，打造跨域协同范式。要打破行政壁垒，在重点城市群建立绿色标准互认、碳配额互济、生态联防联控与补偿共享机制。支持超大城市组建绿色经济指数联盟，推进指标共建、数据共享、经验共鉴。发展绿色金融，吸引权威评级机构集聚，提升指数权威性与国际影响力。

　　绿色经济指数是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从碎片化应对转向系统性重塑、从运动式推进转向长效化运行的重要工具。“十五五”时期，须以制度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统筹推进减污降碳、绿色增长与民生福祉提升、空间均衡优化。以绿色经济指数为引领，完善评价体系、强化区域协同、实现多方联动，方能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人民城市，夯实超大城市绿色治理现代化根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持续的治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