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一果（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文化研究的早期奠基人雷蒙·威廉斯将文化界定为“一种生活方式”，他看到电影、电视和广播等新兴大众传播媒介在“新共同文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互联网时代，新的媒介技术迅速发展，不仅重塑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化的内容和呈现形式。在新媒介环境下，当代媒介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技术、平台和内容三个维度来进一步展开。

　　新媒介技术改变文化实践方式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化的内容和人们的文化实践方式。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强调了技术对现代文明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他所关心的并不只是单个技术发明本身，而是技术及其所形成的机器体系如何进入现代文明的整体建构之中。正如他所言：“机器文明代表了种种习惯、思想、生活模式的一个汇聚体，也包括技术器械。”技术所改变的并不仅限于生产工具本身，它同时进入了现代社会的生活模式、组织方式与文化形式之中，深刻参与了现代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吉尔伯特·西蒙东在讨论技术问题时，更关注技术物自身的存在方式。在他看来，技术物作为“自然和人类的中介”，深刻嵌入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在数智时代，新媒介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已经不再停留于传播速度和信息容量的提升上，文化生产的内部过程也随之发生变化。人的操作位置、信息交换方式以及文化形式的生成条件都在新技术持续进入文化领域的过程中被重新组织。

　　新技术不断进入文化领域，推动着文化形态与生产关系的持续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使得文化生产过程中的“人机协同”特征日益鲜明。技术不再是游离于人这一主体之外的工具性媒介，而是与人建立起协作、角力的复杂关系，文化生产也越来越呈现出鲜明的人机共创特征。如近日《霍去病》等AI影视作品的火爆，说明人和AI共创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些文化产品的制作已可以直接依靠算法和提示词来生成。以城市宣传片《广州·开启未来之门》为例，该作品借助AIGC工具，将黄埔古港、南海神庙等历史场景与北京路、西关大屋等城市地标元素创造性地在画面衔接中整合起来，构建出一种跨越千年的时空折叠式城市叙事。在这个既“古典”又“赛博”的城市图景里，“广州”不再首先作为一座可以实地漫游的城市被呈现，而是由数据库调取、模型整合与界面生成共同完成的视觉效果。过去，如此复杂的视觉效果需要通过实景拍摄结合后期3D建模的方式完成，难度高，耗时久，极其考验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况且合成后在观感上很难做到“自然”。但现在，仅需通过界面输入提示词，我们即可高效率地制作出在传统影视流程中难以实现的视觉效果。只要在输入端设定诸如“赛博朋克风”“岭南烟火气”等语义指令，“地方文化”便能够在生成端被快速组织出来。当然，这样的文化制品的快速传播主要并不基于历史语境的重建，而更多地依赖高识别度、高互动性的界面效果。当这种能够迅速唤起“这就是某地”之感的界面效果被大量生产，并被直接等同于地方文化时，那些真正支撑地方得以成立的具身实践、社会关系与生活过程，便会在无形之中被遮蔽，甚至被消解。

　　数字平台提供全新的文化实践场域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平台日益成为当代文化实践的重要场域。数字平台为人们的文化实践提供了全新场域，用户能够在多样化的平台中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圈层与文化生产方式。例如，人们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上创作和观看各种短视频；B站则为长视频、纪录片等内容生产提供了平台；“小宇宙”是现代人寻求声音内容陪伴的新兴播客平台。不同的平台正在与其用户一同创构具有平台风格的文化形式。何塞·范·迪克指出，“平台是转译者而不是中介者：它不仅仅促进，同时也塑造了社会行为的表现”。这一判断表明，平台不仅承担内容承载的功能，也参与文化秩序与社会关系的组织。B站早期作为“二次元”群体聚集的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答题注册等规则设计，形成了具有门槛的文化圈层，并由此形成以平台为基础的圈层交往关系与共同的文化实践方式。数字平台不仅为文化生产提供了新的技术场域，也深刻影响着文化实践的空间组织方式与现实结构。

　　不过，在数智时代，平台自身也在发生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使平台在承担内容聚合与流通功能之外，也开始逐步吸纳对话、生成和反馈机制。无论是搜索平台、社交平台，还是内容平台都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了智能问答、生成辅助、算法创作和个性化交互功能，平台的角色因而出现了新的延展。它既是内容流通的基础设施，也开始成为内容生成的界面。过去，用户主要是在平台中发现、浏览和分发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在平台中提问、修订、生成乃至共同创作。平台逻辑当然并未消失，但却和生成逻辑逐渐交织在一起。平台也由此呈现出新的复合形态：一方面维持着既有的分发、推荐与连接功能，另一方面又不断引入生成式技术，推动媒介文化生产从“发布—传播”的模式向“交互—生成”模式扩展。

　　不同文化内容之间的开放与流动

　　数智时代，不同文化内容之间呈现出流动开放的时代新特征。皮埃尔·布尔迪厄揭示了文化审美间的区隔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社会结构、文化资本、教育背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逐步建构出来的。迪克·赫伯迪格曾将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从对抗到缓和，从抵抗到收编”的经典分析模式。然而，随着数字平台与算法机制的深度介入，这两种经典理论论述遭受了挑战，因为平台化与算法化使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流动开放的文化生产。如近年来，B站从最初较为封闭的二次元文化逐渐破圈流动与其他文化融合，特别是B站跨年晚会更是融合亚文化、主流文化和流行的大众文化，吸引了更多用户参与。并且随着“知识区”的上线，内容日趋多元化的B站甚至被一些青年用户戏称为“B站大学”。豆瓣的文化跨平台流动亦具有代表性，其“豆瓣小组”分享的现代生活方式与文化表达方式如“人机之恋”等议题，经由跨平台传播与发酵，常常成为线上线下流行的热梗。这些现象意味着，在今天，数字平台为不同文化的“相遇”与“接合”提供了“对话”与“协商”的空间，也由此形成了文化跨平台、跨媒介和跨内容“破圈生产”的新特征。

　　而生成式技术的普及也正在进一步改变文化内容的生成与流动方式。过去，文化内容更多表现为既定文本、图像或视频在不同平台中的转发、复制与再阐释；而今天，越来越多的内容开始在生成机制中被改写和重组。文本可以在输入指令的基础上被快速生成，图像可以在风格迁移和模型调用中被批量生产，视频、声音乃至虚拟形象也都开始进入可生成、可修改、可再分发的状态。这使得文化内容逐渐摆脱了相对稳定的传播形态，转而呈现出开放、流动、可持续迭代的生成特征。文化的“破圈”已不再主要依赖平台之间的转发与扩散，生成式机制所带来的再加工、再表达与再组织，也正在成为其中的重要动力。

　　从技术到平台，再到不同文化内容之间的破圈与重构，数智时代的媒介文化生产正从相对稳定的结构转向不断地流动生成和动态互构。在数智时代，我们从威廉斯所言的“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延展开去，今天的媒介文化不仅反映生活，更在技术、平台与数据机制的基础上，持续生成新的生命经验、文化形态、审美感知和情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