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培勇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预期管理，多次就引导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作出重要论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尽量控制和减少阵痛，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做好社会托底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2024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等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可以发现，跳出需求或供给管理的视野局限而深入到预期管理层面，从需求、供给、预期管理三者结合的意义上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推动经济运行和预期持续向好，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头戏”。

　　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范畴。市场经济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具有显著的“预期驱动”特征。我们常说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在现实生活中集中体现为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无论供给端还是需求端，围绕市场价格作出的经济决策都离不开预期。所谓“买涨不买跌”“看涨买跌”等，表达的大都是基于预期的交易或投资策略。就此而言，与其说经济决策是依据市场价格信号作出，不如说经济决策是依据市场价格走势判断即预期作出。作为深刻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预期不仅直接关系企业投资经营决策和居民消费行为，而且直接关联政府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预期经济。

　　各国经济发展轨迹表明，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结构持续多元，与外部融合加深和治理复杂程度加大，预期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以及预期管理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显著而重要。不论是围绕预期管理的理论研究，还是围绕预期管理的实践探索，都是伴随着预期管理影响的加深和预期管理重要性的上升而展开并发展起来的。比如，行为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证实并细化了人的复杂情感体验对经济行为有重要影响，为实施预期管理奠定了微观基础。又如，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国际大流行等突发事件冲击，以管理预期为主的政策工具从含糊、目的不甚明确的沟通转向越来越强调透明度和可信度。这些都是可以观察到的规律性现象，表明了预期管理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格局正在经历这样一种变化。以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多可归因于社会总供求失衡导致的经济波动。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又集中体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虽然同样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但顺藤摸瓜，透过有效需求不足和社会总供求失衡现象可以发现，“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背后有预期偏弱、社会信心不足的因素。内需不振和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既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也是全新挑战。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预期变化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等特征。特别是负面预期，往往会加速放大，甚至会引发心理恐慌。因此，引导具有基础性的预期变化，已成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方面，并决定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心向预期管理迁移，进而越来越呈现出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预期管理协同发力、同频共振的显著特征。预期管理已与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等宏观经济治理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彼此依存、互为条件，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统筹供需矛盾平衡和预期管理

　　坚持问题导向是推进宏观经济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在科学分析、冷静研判的基础上抓住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找准宏观调控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才能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当前，预期偏弱、社会信心不足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显著矛盾之一，也是宏观调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重要判断。事实上，“三重压力”不仅是问题和挑战，更是观察分析问题和挑战的角度。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总供求失衡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是预期问题、信心问题。这意味着，必须将预期因素纳入宏观经济分析视野，在既往聚焦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加入预期因素分析，形成“供需分析+预期分析”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通过“分析视野拓展”，系统提升捕捉和刻画预期动态发展的能力。具体而言，单纯供需分析聚焦的问题和挑战往往相对简单，加入预期分析之后所聚焦的问题和挑战要复杂得多：既有需求不足或结构失衡这样的“老”问题，也有预期偏弱、社会信心不足这样的“新”挑战，宏观经济分析要在两个层面同时着力。

　　面对当前内需不振和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的复杂现象，既要统筹社会总供求失衡问题和预期管理问题，坚持“老”问题和“新”挑战一起分析、一起监测，更要聚焦“新”挑战着重发力；不仅要关注供给、需求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要关注预期、信心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机理；不仅要分析供需客观条件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逻辑，更要分析预期等主观因素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要建立健全多维度、全口径的预期监测体系，更要以此为基础，实现对各类经营主体、各类居民群体、各类就业群体的全面覆盖以及包括经济增长预期、就业与收入预期、物价与通货膨胀预期、投资与消费预期、金融市场预期等各类指标的全面覆盖。换言之，缺少了预期因素的分析过程，对宏观经济的分析是不完整的，忽视了预期因素的分析结论是不牢靠的。

　　同时设定供需平衡目标和预期引导目标

　　对症下药是做好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宏观调控如同医生用药治病，只有在仔细分辨“病灶”“病源”及其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设定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目标并开出药方，才能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把预期因素加入宏观经济分析，在有利于精准捕捉、细致刻画预期动态的同时，一个更基本、更深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预期引导：稳定预期、提振社会信心。同样一项调控举措，如果预期引导做得好，预期稳定、社会信心提振，就可能产生调控举措的“放大效应”；反之，便可能造成调控举措效能打折扣。因此，必须将预期引导纳入宏观调控目标配置。在既往着眼实现供需平衡的基本目标基础上，加入预期引导目标，形成“供需平衡+预期引导”的宏观调控目标配置，系统提升预期管理和引导能力。具体而言，着眼供需平衡的调控目标往往相对简单，加入预期引导之后则复杂得多：既有扩大需求或优化结构这样的目标，也有稳定市场预期、提振社会信心这样的目标，宏观经济调控要在这两个方面同时着力。

　　面对当前内需不振和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的矛盾现象，要同时设定供需调节目标和预期引导目标。不仅要分析什么样的对策、举措同需求、供给有关，而且要分析什么样的举措、对策同预期、信心有关；不仅要分析什么样的对策、举措有助于扩大需求、优化结构，而且要分析什么样的举措、对策有助于稳定预期、提振社会信心。倘若仅关注供需调节而遗漏预期引导，或是相反，不仅难以除去“病灶”、根治“病源”，还可能因药不对症而产生副作用，甚至留下“后遗症”。换言之，健全预期管理机制须以预期引导进入宏观调控目标配置、确保不遗漏预期引导为前提。缺少了预期引导的宏观调控目标配置是不完整的，而遗漏了预期引导的宏观调控举措组合也难脱药不对症之嫌。

　　协同推进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

　　改革与政策是做好宏观经济治理的双引擎。实施宏观调控是依托于政策支持还是依托于改革创新，抑或同时依托于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取决于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只有在找准必须解决的问题、清晰界定要实现的目标基础上，恰当选择实施宏观调控操作必须依托的载体，才能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随着预期因素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视野和预期引导被纳入宏观调控目标，实施宏观调控的操作手段也必然发生变化。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比如内需不足、债务风险等，都不只是宏观经济的总量问题，其背后更有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预期偏弱、社会信心不足，更多反映的是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绝非凭借政策支持单一手段所能解决，必须靠改革发力。即便就政策支持本身来说，不仅其落地中的卡点、堵点需要通过改革来破解，而且将其短期效果转化为长期动能也需要改革来稳固。因此，必须将改革创新纳入宏观经济调控操作系统，在既往相对注重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加入改革创新，形成“政策支持+改革创新”的宏观调控操作系统，提升稳定和改善预期的能力。具体而言，着眼政策支持的宏观调控操作系统往往相对简单，而着眼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的操作系统则复杂得多。除了通常的财政、货币等政策工具和手段之外，属于改革系列、列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清单的各个方面的改革举措，都在覆盖范围内。因此，宏观调控操作系统要包含政策和改革两个系列的工具和手段，让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协同发力、同频共振。

　　针对当前内需不振和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的矛盾现象，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既通过政策支持有效解决短期问题和矛盾，又立足于改革创新解决长期问题和矛盾。既通过具有逆周期调节或跨周期调节特征的政策支持应对周期性问题和矛盾，又立足于改革创新应对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矛盾。倘若仅关注政策支持而忽略改革创新，或是相反，则难免因缺乏政策与改革的协同配合而使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打折扣，更可能因企望依赖单一手段解决所有问题而最终导致宏观调控“失灵”。换言之，健全预期管理机制须以改革创新纳入宏观调控操作系统，以确保不忽略改革创新为前提。缺少了改革创新的宏观调控操作系统是不完整的，忽略了改革创新的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也肯定是要打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