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宇（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资源与环境经济系主任、教授）

　　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基础性地位，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问题从哪里来、结论靠什么立得住”。离开对基层一线情况的全面客观了解，理论构建容易失之于空，政策设计容易失之于偏；看似“有依据”的分析，可能只是对既有数据口径的重复加工。调查研究被低估，表面上看是“做了不划算”，深层原因则是知识生产与治理运行对真实世界的反馈不够顺畅。调查研究被弱化，损害的不只是研究者个体的利益，还有我们识别矛盾、解决问题的能力。

　　调查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调查研究不能被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加工作”，而是洞察社会根基、落实国家战略、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手段，是哲学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最基础、最关键的连接方式。

　　不少地方和部门并非不重视调查研究，而是将其当成“完成动作”。材料写得满、流程走得快，但对关键矛盾、利益格局、执行约束的识别却不够锐利深刻，最终出现“调研写在纸上、政策落在文件上、问题留在现场”的尴尬局面。调查研究若不能进入决策的关键环节，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决策支撑力量。要避免“落实”成“落空”，就必须把调查研究从前置环节延伸到政策实施全过程：政策出台前以调查研究辨明真问题、真需求；政策实施过程中以跟踪调研捕捉偏差；政策收官后以独立评估复盘成效，从而使调查研究成为治理闭环的“感知系统”和“校准装置”。

　　调查研究是政策调整与完善的基础。但在许多政策制定过程中，调查研究往往停留在“必经程序”的形式层面，其反馈机制缺乏稳定保障，调研成果在政策实践中出现被弱化倾向。调查研究为何“重要却不受重视”？这与其在决策链条中的不稳定位置密切相关。调研报告的反馈路径相对模糊，相关建议往往难以进入政策框架。为此，有必要进一步为调查研究“嵌入制度”，建立调研与政策之间更加稳定的互动和反馈机制，推动形成以调查研究为核心的政策评估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效果，也能够确保政策设计更加贴近现实、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具体而言，调查研究在评价体系中被弱化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查研究耗时长、见效慢，与项目周期和考核节点不匹配。二是调研成果往往以过程性证据、情境性解释呈现，难以被简单量化。三是调研实践的贡献常被压缩为“数据收集”，难以在署名、绩效、职称等环节得到充分认可。若不在制度上对调研实践进行可识别化，学者规避高成本调研的问题就难以避免。对此，可考虑在项目验收与成果评价中增加“过程成果”清单，如调研设计、抽样方案、访谈提纲、田野记录、核验日志、匿名化数据集与复现材料等，鼓励对高质量调研数据的长期维护与共享，让调研实践从“隐性劳动”变成“可核验的学术资产”。

　　调查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扎实的基础，其成果往往难以迅速转化、体现。在当前学术评价体系下，短周期和量化指标被看得更重，很多深入一线、全面跟踪的调研成果被忽视，造成部分调研成果“隐形”与“边缘化”。这一现象不仅令长期投入基层调研的学者难以获得回报，也容易使实践性研究与学术评价之间形成割裂。

　　需要指出的是，数据与模型并非问题所在，关键在于研究是否保持批判性思维与问题意识：数据口径如何形成、变量能否代表概念，这些都需要调查研究来提供边界条件。只有把定量分析与定性证据、微观叙事与宏观逻辑贯通起来，研究才能既“算得清”又“说得通”。在此意义上，调查研究不仅提供事实，更能提供对事实的解释框架；不仅补充信息，更能帮助我们识别哪些信息是关键、哪些结论需要被谨慎对待。

　　如今，数据的广泛可得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知识生产路径产生深远影响。大数据与复杂计量方法尤其是基于数据库的二手数据分析，似乎正在取代现场调研和访谈等原始数据采集。在此情况下，许多研究者倾向于依据现成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而非走访基层进行调研。但数据量再大、模型再新，若没有扎实的调查研究作支撑，结论依然可能偏离实际。社会现象具有强烈的情境性，脱离现场分析往往只能得出形式精致但内容空洞的结论。伴随科技发展，调查研究的价值愈发显得不可或缺——这是坚持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从群众中获取智慧的内在要求。

　　于方法论而言，最可靠的路径往往是“以调研定问题、以数据验机制、以反馈修结论”。调查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在进入模型之前厘清概念边界和因果链条，避免把可得指标当作真实机制；也可以在进入模型之后对异常结果进行回访与核验，防止“自洽推导”替代现实解释。推进这种研究范式的发展，需要高校与科研机构强化调研方法、研究伦理与证据核验能力，建立跨学科团队，并在经费、时间与组织保障上为长期调研留出空间。

　　调查研究作为“概念与机制的校验器”，应发挥出更加显著的作用。为此，需要恢复调查研究的核心功能，明确其在学术发展中的基础作用，特别是在识别问题、澄清机制和修正理论方面的价值。研究不应仅依赖已有数据和模型，还要深入社会现场调查，探寻真正的社会问题，并将其融入研究框架。

　　同时，还应建立更清晰的“成果进入机制”。例如，重大政策和试点项目可设置必要的调研评估节点，明确谁来评、评什么、如何反馈、如何整改；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举措，可引入第三方或跨区域交叉调研，减少“自评自证”的偏差；对调查研究形成的高质量问题清单和证据链条，应允许其以“建议被采纳程度、政策调整幅度、风险化解效果”等方式被评价，形成对调研价值的正向激励。

　　改变当前调查研究被边缘化的局面，需要在学术评价体系中为调查研究“确立位置”。无论在项目管理还是成果评价中，都应充分认识到调研的长期性与过程性特点，评审标准应注重调查研究的实际作用与社会影响，而非仅依赖可量化的短期成果。

　　调查研究之所以值得被重新“抬高”，归根到底在于它守住了实事求是的底线，也守住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让调查研究回到应有位置，不是要求人人都“下去走一走”，而是要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真正尊重调研、使用调研，把真实情况摸清、把关键矛盾找准、把治理工具校准，真正发挥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的作用。如此，调查研究才能在学术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架起更坚实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