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冰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促进农产品贸易和生产相协调”，并将其作为提升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重要内容。这一部署立足我国农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国内外环境变化，强调在更高水平开放条件下，统筹国内生产与国际资源，统筹安全与效率，推动构建更加稳健、更具韧性的农产品供给体系。从政策逻辑看，“促进农产品贸易和生产相协调”并非简单意义上实现农产品进出口平衡，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使贸易更好服务于国内生产能力建设，使生产体系能够在开放条件下保持稳定预期和可持续发展。

　　从现实基础看，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2025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3115.7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为2074.1亿美元，同比有所回落，贸易逆差继续收窄。从分品种情况看，谷物进口明显下降，大豆、油料等仍保持一定规模，棉花和部分畜产品进口趋于理性，而蔬菜、水产品等优势产品出口保持较强竞争力。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作用的结果，而是国内产能提升、消费结构调整与贸易政策协同作用的体现。在此背景下，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支持扩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优化进口来源和品种结构，平滑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价格和生产决策的冲击；通过稳定出口预期，引导优势产业向质量、品牌和标准升级，而非低价竞争。

　　更为重要的是，中央一号文件始终坚持把稳住国内生产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明确提出稳定粮食产量，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巩固大豆和油料产能，推动棉花、糖料等重要农产品平稳发展，着力夯实现实、可持续的供给底座。在这一前提下，农产品贸易的功能定位更加清晰，即更多承担“调结构、稳预期、分风险”的作用：在供给偏紧或结构性错配阶段，通过贸易调节缓解压力；在价格波动和外部冲击加大的情况下，通过多元化进口和出口市场分散风险。这种机制的关键，不在于短期数量调节，而在于为国内生产主体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避免因国际波动频繁调整种植和养殖决策。

　　从运行层面看，促进农产品贸易和生产相协调，还需要在政策执行和制度安排上进一步发力。一是加强生产与贸易信息的联动，通过完善供需监测、价格预警和信息发布机制，引导地方和经营主体理性决策，防止“跟风式扩张”和“踩踏式收缩”。二是更好发挥金融和保险工具作用，将贸易波动风险与生产风险统筹纳入保障体系，增强主产区和重点品种的抗冲击能力。三是推动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在支持进口多元化的同时，避免对国内优势产业形成挤压，防止因政策信号失真削弱长期产能建设动力。

　　从长远看，促进农产品贸易和生产相协调，并不是“以外补内”，也不是“以进代产”，而是服务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整体目标。一方面，贸易通过市场竞争和标准约束，倒逼国内农业加快质量提升和产业升级，推动优势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稳固的国内生产能力，是参与国际市场、共享全球农业发展机遇的根本基础。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粮农治理，体现的正是以国内稳产能为支撑、以高质量开放促提升的双向互动思路。

　　总体来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关系上的部署，既坚持把稳住国内生产能力作为根本前提，也理性看待结构性进口和国际协调的长期性，通过制度协同和政策优化增强供给体系韧性。同时，文件强调因地制宜、提升执行效率，努力降低制度运行摩擦。其整体取向可以概括为：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基础上，通过结构优化、机制完善和能力建设，实现农产品贸易与生产的良性互动，持续提升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