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祖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

　　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回顾历史，中西方的现代化始于人文精神的觉醒，却因人文导向的差异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人文经济学的提出，不仅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规范，还为反思与超越现代性危机、重塑经济发展理论与全球治理范式提供了启迪，进而为人类社会在21世纪思考“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共同发展”“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等根本性问题，贡献了蕴含东方智慧的中国见解。

　　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深刻转向

　　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深刻转向。它将经济发展的尺度从“物”转向“人”，致力于发掘经济活动的人文基石与伦理向度，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性超越。这一转向重新审视了关于发展根本目的与终极意义的规范性追问，并将这一追问融入对个体生活、社会互动与文明演进的具象化、整体性、历史性考察之中，进而探究能够承载个体尊严、塑造社会共识、赓续文明脉络的经济发展道路。

　　在研究对象上，人文经济学彰显了多向度、全覆盖、跨世代的人本回归。“多向度”体现为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全面理解。人文经济学主张，人既非新古典经济学中纯粹计算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也非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规训下的“单向度的人”。人始终是文化的存在，其行为深植于意义网络与传统习俗；是能动的存在，具有反思、创造与超越既定结构的主体性；亦是追求全面发展的存在，其需求涵盖物质满足、社会认可、精神富裕与自我实现等多个层面。“全覆盖”体现为对发展包容性与社会正义的内在要求。人文经济学坚持《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命题，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惠及全体人民。中国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实践，正是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跨世代”则将人文关怀从当下拓展至未来。人文经济学关注代际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认为真正的发展绝不能以透支后代人的生态环境、资源基础与发展机会为代价，要求当代人的经济行为必须承担起对未来的文明责任。

　　在发展目标上，人文经济学确立了多元化、均衡化、情境化的价值指向。“多元化”体现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的并重与融合。人文经济学反对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进步，强调发展必须同时创造四个维度的福祉：经济价值提供物质基础与运行效率，社会价值构建信任、公平与凝聚力，生态价值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与自然根基，文化价值承载意义、认同与精神传承。“均衡化”体现了社会内部、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人文经济学在社会内部追求效率与公平、生产与分配的制度性和解；在国家之间主张平衡发展差异、调适利益立场、化解结构性张力的合作机制；在人与自然之间坚持生态承载力与发展需求、资源利用与自然再生的动态均衡。“情境化”则体现了对发展路径的区域异质性、适应性与文化根植性的深刻尊重。人文经济学强调因地制宜的传统智慧，否定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主张任何发展方案都必须嵌入特定的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制度环境与文化心理。

　　在实现逻辑上，人文经济学指向了将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伦理规范与历史使命相统一的激励机制，而这一激励机制依赖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序社会的深度结合。其中，有效市场是多元价值的发现者与整合者，不仅配置有形的物质资源，而且通过产权界定、价格形成、声誉传播等机制，将社会信任、生态福祉与文化传承等非经济价值转化为可衡量、可交易、可积累的经济信号和社会资本，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将向善的选择转化为理性的优势。有为政府是制度规则的制定者、长期利益的投资者与公共价值的守护者，将对全民福祉、代际公平与文明延续的关切转化为稳定的制度环境和明确的预期框架，不仅有助于弥补市场失灵，更能够积极塑造和培育承载人文价值的新市场、新产业。有序社会作为人文精神与地方性知识的载体，承担着价值涵养、伦理监督与共同体建构的多重职能，通过社区网络、公益组织与舆论场域等，在日常生活中维系信任、培育公德，确保发展进程不偏离人的真实需求与共同体的长远福祉。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人文经济学不仅提供了解释世界的理论框架，更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南。它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系统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与治理行动，为破解全球发展困境与治理赤字提供了新的伦理基础，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关键的方法论支撑。

　　一是有助于构建人民至上的多元目标体系，推动发展评价从增长导向转向福祉导向。在人文经济学视野下，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单一增长叙事，无法衡量发展的质量、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因此，人文经济学不仅关注“产出多少”，更关注“产出什么”“为谁产出”，要求构建一套涵盖经济活力、社会公平、生态安全与文化繁荣的复合指标体系，将就业质量、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社会信任、居民幸福感等纳入政府绩效评价与政策评估框架，并通过“指挥棒”的转向，引导公共资源配置、产业政策制定、国土空间规划、区域横向协作的系统调整，确保经济增长切实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际福祉。

　　二是有助于构建人文赋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价值驱动。人文经济学主张，现代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其对多元价值的创造性转化，而非传统要素的简单堆砌与“内卷式”竞争。因此，要推动产业“文化+”与“+文化”，激活生态资源、历史遗迹、文化遗产的美学价值与经济潜力，将其注入产品设计、品牌叙事与消费场景，使文化成为提升产业附加值、增强品牌认同与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要推动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与生态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环保责任从成本负担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与新的增长点。要引导企业将社会责任、员工福祉等融入公司治理，特别是在算法设计中注入人文关怀，关注劳动者的安全、尊严、技能发展与工作意义。

　　三是有助于构建关怀导向的国家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从管理逻辑转向服务逻辑。人文经济学强调，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国家治理也应立足于对人民群众的关怀与服务。在治理理念上，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将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充分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和对民生关切的优先响应。在治理过程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参与式治理融入公共政策与事务的议程设置、方案制定、决策执行、监督评估等全链条中，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治理评价上，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进一步优化政府治理效能。

　　四是有助于构建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从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面对气候变化、能源短缺、发展失衡等全球性挑战，人文经济学以其对全体人类普遍尊严、共同福祉、代际公平的关切，为超越短视的国家利益计算、构建可持续的全球合作体系提供了伦理基础。它倡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通过技术共享、绿色合作、建设援助等方式，支持后发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