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全球生态文明、新质生产力、历史研究、传统文化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张永生：深刻把握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重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生指出，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有利于中国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应对工业革命后人类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从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大历史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建设全球生态文明，这既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是与工业文明相比更为进步的人类文明形态，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切实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为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注入思想动力。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强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全面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展现其原创性贡献和原理性成果，不断建构和引领全球绿色发展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改革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必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促进各国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切实提升治理效能。在此基础上，还要以更多绿色发展的务实举措助力各国发展方式变革，把绿色发展目标转化为实际行动。

　　摘编自《人民日报》

　　【帕孜丽娅·玉苏甫：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经济法支撑】

　　武汉大学竞争法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帕孜丽娅·玉苏甫指出，作为调整国家干预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必须从制度层面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构建科学完备的法律支撑体系，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提供稳定的市场预期和有力的法治保障。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及其发展，标志着我国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和新时代生产力的巨大跃迁。经济法通过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的双重手段，能够精准契合新质生产力“创新”与“质优”的特点。首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这具有典型的高风险性和外部性；其次，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同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经济法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供给与法治支撑。当前，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短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待增强；第二，数据要素配置的法律规则尚不完善；第三，前沿技术的监管滞后。这些挑战暴露出传统经济法在应对高频次、颠覆性创新时的滞后性。从法治角度理解“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就是必须建立健全经济政策法治化评估机制，确保各类增量政策与存量政策在法治轨道上同向发力，避免政策叠加带来的合成谬误。应从以下维度强化经济法的支撑作用，优化经济法的实践路径。第一，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创新协同制度；第二，健全全国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法律体系；第三，构建因地制宜与一致性评价并行的经济法规制框架。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董欣洁：历史研究要实证与理论并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董欣洁表示，作为一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证学科，历史学要求历史观、方法论和价值判断体系的辩证统一。因此，实证与理论并重是历史研究得以开展的应有之义。实证与理论互相支撑，构成历史研究工作的道之两端，二者缺一不可。实证研究主张以史料考证为核心，为认识人类历史提供史实依据。通过梳理中西方学术史，不难发现，中西学人对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具有基本的共识，即实证研究是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有效途径。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专业化进展，实证研究出现了碎片化倾向，漠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漠视史学理论的现象在西方学界的社会史、文化史、全球史中都有反映，同时，实证研究碎片化和忽视理论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史学界也有反映。即使凭借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穷尽所有史料。因此，历史研究需要清晰的理论分析，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开拓正确的道路。历史研究者既不能先验地以论带史，也不能单纯地缝合文献，而是应当从目前加速演化的全球实践出发，特别是从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展出发，以扎实的实证研究贯通过去和现在，以科学的理论分析提升解释过去、把握现在和未来的能力。

　　摘编自《学习时报》

　　【刘信君：守正创新 激活传统文化的澎湃动能】

　　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信君表示，唯有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方能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守正创新，激活传统文化的澎湃动能，要求我们超越对传统文化符号的静态守护，将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潜能转化为驱动文化赓续、引领时代发展的现实动力。首先，应该深化创作生产机制改革，构建“厚植传统、鼓励出新”的创作生态。同时，各类数智技术飞速发展，也使传统文化领域创新能力空前释放，催生出新业态、新平台、新场景等。其次，应该创新传播与接受机制，构建“科技赋能、体验沉浸”的传播矩阵。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数字体验平台与资源库，运用高新技术生产沉浸式、个性化数字文化产品，受众在互动中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情感认同。最后，应该完善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构建“活化利用、规范有序”的参与格局。打通传统文化资源向现代文化产品与服务转化的市场化路径，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与特许授权制度，引导和规范社会资本参与。当前新的文化业态不断涌现，使文化发展能够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激发活力、配置资源。因此，在公共文化服务等领域，要进一步创新运行机制，提升服务效能，使其成为滋养创新土壤、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平台；在文化产业领域，完善市场体系，培育壮大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中小微企业，鼓励跨界融合，大力发展数字文化、创意设计等新型业态，利用科技赋能开拓文化传承与表达的新路径、新体验。

　　摘编自《光明日报》

　　（光明网记者 周亚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