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邸俊鹏（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的生产力跃迁，其爆发性增长并非在均质空间中自然发生，而高度依赖于科技创新要素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浓度与密度。构建以高浓度创新要素为基础、以高密度交互网络为支撑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战略路径。

　　能量内核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重构与中国发展阶段性演进的历史交汇点上，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指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与核心动能。它并非传统生产力在量维上的线性延伸，而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所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传统经济增长范式主要倚重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常规要素的规模投入，其发展轨迹受限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新质生产力则跃出这一传统窠臼，将知识、技术、数据、高端人才等要素推向动力系统的中心位置。这些要素具有独特的非排他性、强渗透性和持续增益性，其效能的最大化释放尤其依赖在特定时空场域内的高强度集聚、高频次互动。

　　这里，必须厘清两个关键概念：科创浓度是静态禀赋的体现，指代单位时空内创新要素的丰裕程度与质量高低，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顶尖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度、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数量等；科创密度是动态过程的表征，强调要素之间交互、碰撞、重组、衍生的频率与强度，主要体现在产学研合作网络的紧密度、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的速度、跨界交流的活跃度、初创企业诞生与成长的速率等方面。

　　高浓度确保创新“原料”的充足供给，高密度催化创新“化学反应”的发生。二者叠加，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爆发的“能量核”。这种集聚效应能够显著降低创新活动的交易成本和试错成本，促进隐性知识的快速传播和精准匹配，激发“干中学”效应和竞争效应，最终驱动生产力系统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实现能级的非线性、跃迁式增长。

　　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额、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授权量等多项指标稳居世界前列。但对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的“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等要求，我们在进一步提升科创浓度与密度等方面仍然面临一些深层挑战与结构性困境。

　　比如，创新要素分布“散而不聚”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创新资源在区域、领域间的配置不尽合理，“撒胡椒面”现象在部分领域和项目中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基础研究领域，要素投入的强度、集中度与精准度仍有待提升。

　　又如，各类创新主体之间存在“联动脱节”情况。产学研用之间的“断层”与“鸿沟”现象，制约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特别是，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生态体系仍在培育之中，知识、技术、人才、数据等关键要素在主体间自由流动仍面临有形和无形的壁垒，使得高质量的科技成果难以跨越“死亡之谷”，难以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市场竞争优势。

　　纵观历史，每一次生产力的质的飞跃，都伴随关键生产要素的根本性变革及空间配置模式的深刻重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质生产力的萌发与壮大，其核心密钥正深藏于科技创新浓度与密度这一关键变量之中。推动科创要素从“低效分散”走向“高效集聚”，实现浓度与密度的倍增，是引爆新质生产力能级跃迁的战略抉择。

　　战略路径

　　提升科创浓度与密度，并非简单的要素堆砌或空间压缩，而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多方发力、久久为功的复杂系统工程，应当从战略导向、空间载体、主体协同和制度环境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部署和战略性推进。

　　第一，强化战略导向，聚焦创新要素的精准投入与优化配置。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趋势，优化科技资源的战略性布局，深入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力争在“十五五”时期使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为核心技术的源头创新提供深厚土壤。

　　创新财政投入方式，通过税收减免、政府采购、引导基金等多元化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畅通创新早期的金融血脉。实施更加开放、包容、精准的国际人才政策，构建“引育留用”全球顶尖人才和青年科技英才的系统性机制，夯实创新驱动的“第一资源”基础。

　　第二，优化空间布局，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极核和增长极。

　　遵循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规律，高标准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力量打造世界级创新高地和新质生产力策源地。同时，进一步提升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的发展能级，强化辐射带动作用。

　　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形成“核心引领、梯队协同、优势互补”的区域创新格局，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水平内卷。同时，加强跨区域创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创新要素流动通道建设，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循环。

　　第三，深化融通创新，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网络生态。

　　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研发机构这类创新“桥梁”，探索“揭榜挂帅”“赛马制”等项目管理新机制。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加强中试熟化平台和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开放共享与融合应用，为高密度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燃料”。

　　第四，完善创新治理，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系统。

　　坚决破除“四唯”倾向，建立以质量、贡献、绩效为核心的多维评价体系，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追求卓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培育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开放协作的创新文化，让一切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