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论坛创设以来的十年经历，见证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进程和养老服务业的探索与发展成就，见证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英明决策与战略部署，同时也体现了论坛可持续的社会价值，而今年的主题定为“科技助力养老服务”，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借此机会，我和大家分享三点看法。

　　第一，需要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因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的世纪国情，现在我们已经从轻度老龄化步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并将不可逆转地快速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伴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数以亿计人口进入老年阶段，我们将很快进入高龄化高峰期、护理需求高峰期，未来十年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将更加严峻，而发展好养老服务业无疑是解决好谁来为中国老年人养老这一世纪难题的关键所在。但若缺乏统筹规划布局、各方高效协同的应对举措，没有适合国情的养老服务业大发展，只是按部就班地采取行动，我们将无法有效应对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就可能出现难以承受的社会风险并从社会领域向经济等领域传导，而未来五年将是至关重要的应对窗口期。因此，现在迫切需要提高全社会对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高度，将党中央确立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全面融入国计民生发展规划和各项社会经济及文化政策中，真正以国之大事的清晰定位，通过有效汇聚和创新性地配置政府、社会、市场与家庭及个人的资源，以及建立高效协同的运行机制来解决养老问题这一家之大事，这应成为当今社会的高度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采取有效行动。

　　第二，超常规的老龄化需要以超常规的举措来发展养老服务业。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全面快速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最具综合意义的社会发展进步成果，它决定了中国的老龄化具有超常规性，这种超常规性不仅表现在规模超大、速度超快上，而且同时伴随着快速的高龄化、少子化和家庭保障功能式微以及养老需求日益复杂化、养老文化日益多元化。在这种情形下，发展养老服务业也必然需要有超常规的举措。首先是要突破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一般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因为先行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都是伴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而自然演进的现象，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用半个世纪甚至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进程。如果只是参照发达国家按部就班地“从容”应对，将至少要付出一代人的老年生活质量代价。因此，我国需要树立超常规应对的积极理念。其次是要充分发挥中国制度的优势。这种优势至少包括：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公有制可以为全面快速发展养老服务业提供有力支撑，社会财富持续积累和各种资源日益丰厚亦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相应的经济基础，我们面临的不是未富先老的局面，而是需要创新性地配置资源并寻求适合国情的养老服务发展新路。在这方面，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公益社会结为一体，通过公建民营或者政社合作方式显然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可行之道。换言之，是要真正汇聚公有制资源包括土地、公共设施、公共财力来主导养老服务业发展，通过完善财税政策（如慈善公益税收减免等）、健全社保制度（如建立护理保险等）、激发内生动力等来吸引社会资源、撬动市场资源以及家庭投入，走出中国特色的超常规应对老龄化新路。再次是要因地制宜、综合应对、多条腿走路。我国幅员辽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与养老文化等存在差异性，这决定了发展养老服务业需要因地制宜，而综合应对必须以尊重老年人意愿为前提，聚焦失能老年人与高龄老年人群体，以有效供给满足真实需求为目标，促进养老服务设施就近就地统筹规划布局、机构养老服务连锁化、社区养老服务综合化，在满足机构养老服务刚需的同时，将助力老年人居家养老作为基本政策取向，做到多条腿走路，分类分层满足老年人需要。

　　第三，借助科技力量助力养老服务业大发展是必由之路。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创造的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发展养老服务业自然离不开这一重大背景。回顾人类迄今的历史可以发现，从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所开辟的机械化时代到电力的发展和使用所开辟的电气化时代，再到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技术所开辟的信息化时代，前三次科技革命都促使生产力以几何数增长，人类生活方式因之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第四次科技革命在进入本世纪后已全面兴起。伴随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们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及其转化工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治理方式都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以后才能更好地融入现实社会，并获得与时代相适应的发展进步。如机器人的日益广泛使用使人类感受到空前危机，电子商务直接影响到实体店的生存与发展，互联网金融改变了传统金融格局，网络约车使得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出行模式被颠覆，人人都离不开手机，支付不需要现金，今天的生产与生活及治理都离不开网络与信息平台了。这一切均表明第四次科技革命一开始就将几乎所有人都卷入其中，数字化、智能化加上网络世界可以虚拟化，显示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革命性与颠覆性更加异常激烈，其对人类社会的广泛且深刻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前三次。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将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并借助新科技力量助力养老服务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攻方向，同时认真研究新的科技革命背景下的诸多议题。如利用数字化有效对接养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真正做到以有效供给满足真实需要；借助养老服务大数据模型，助力养老服务决策更加科学透明，并为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提供科学指引；借助网络平台，将订单式养老服务选择权交给有需要者，由此促使养老产业健康发展；借助智能化助老器具的研发应用，助力老年人维持生活自理能力；借助机器替代人工照料，弥补人力不足并缓解老年人孤独；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养老服务政策制定者、研究者、服务者需要认真考量的重大问题，并需要得出正确结论。

　　在科技助力养老服务实践中，需要做好如下事情：一是在科技创新与应用中必须注入人文关怀。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智能化都不应当是冷冰冰的技术手段，而是弥补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温情工具，为此，必须防止没有人文关怀的技术创新，更要杜绝数字化带来社会割裂，成为新的弱势群体制造者。

　　二是科技助力养老服务应当在普惠与个性化两个层面同时发力。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老年人既有共性的需求也有个性化的需要，国家应当着力推进普惠性的助力养老服务发展的科技进步，同时也应当引导并支持个性化需求的技术解决方案，这方面的政策指引特别重要。

　　三是必须切实提高养老科技产品的质量。从现实出发，养老服务的刚需日益高涨，老年人的购买能力也在持续提升，但结果却是形热实冷。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养老服务业质量不高，人们缺乏足够的信任。因此，无论是养老服务中的科技产品研发还是技术手段应用，均需要有高质量标准并接受有效负责的监管。

　　总之，在超常规的人口老龄化面前，我国必须以超常规的举措来应对，而借助科技力量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与出路。以中国制度之优势，加上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强劲竞争力，我们应当有信心解决好中国的养老问题，并以自己的成功实践来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本文系作者2024年10月19日在第十届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论坛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