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自从19世纪末传入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仅影响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而且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所产生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进程中最为壮丽的风景线，由此而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道风景线的思想精华。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从整体上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程、成果及特点，在不同研究进路的互动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在中国”“中国化”到“中国性”的概念嬗变。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不断开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逐渐从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哲学史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等学科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1983年，国内学者整理出版了两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资料汇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次年又出版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这三部著作用翔实的史料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情况，有助于人们全面、准确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传入中国的情况，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

　　以上述史料类著作为基础，加上《李大钊文集》《李达文集》《瞿秋白文集》《艾思奇文集》以及《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作的公开问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者出版了多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主题的哲学史著作。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从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思想背景、历史阶段以及代表性人物和理论成果，推动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向传播与发展史的转变。

　　从整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主要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料整理，推进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研究，并逐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各分支领域和专门问题的研究纳入其中。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既不同于单纯的文献出版和思想传播研究，也不同于单纯的共产党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运用研究，而是致力于全面、客观地再现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复杂全貌，力图从这一历史进程中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规律或主线。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由此而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指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之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升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进程的核心命题，并以之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研究进路，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相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更能准确地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全部内容，特别是能够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哲学思想传统相结合、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这一重要方面。第二，相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更能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意识和理论自觉。如果仅从传播史的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就意味着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源于西方的思想学说。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舶来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土壤和传统思想格格不入。这就否认了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主观努力，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事实、理论创造和重要意义。而这些内容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侧重点。

　　大致而言，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以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为口号，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由此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思想产物和理论结晶，又在与其他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比较中彰显其普遍性特征和个性化风格。由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不仅包括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等改造中国现实的实践活动，而且包括古代的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思想运动和学术研究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路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不仅包括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而且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知识分子和学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不仅包括不同时期党的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而且包括20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创造及其成果。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人们通过考察20世纪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反驳国外学者的错误观点、比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同和辨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进一步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政治哲学等内容，彰显出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中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客观上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者从理论与历史的维度探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基本问题，尝试重建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事，探索构建“中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知识体系。

　　有学者指出，要在“哲学”“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四个学术命题的相互规定中，形成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总体性的学术思想。还有学者从出场学视域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可能性，探讨了全球化大变局语境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自觉和内在逻辑。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要求出发，有学者回顾了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阶段和代表性范式，梳理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形成、发展并确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

　　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迫切需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来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解释，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就提出了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历史任务。“中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经验总结为内容，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旨在从哲学层面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而统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建构具有自主性、原创性和世界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路的深化和发展。一方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论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性和合法性，阐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运动和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得到了进一步揭示。所有这些都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中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延续了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未来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进一步夯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文献基础和理论基础，又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领域和部门哲学的具体问题，强化“中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范式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