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东（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法克服的安全困境。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告终，冷战结束，美国凭借超强综合国力独霸全球，试图依托经略半个世纪之久的联盟体系，维持西方主导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为全球安全提供保证。然而，时过境迁，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多波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不断分化、演变，后工业化社会的各类风险不断累积，贫困和难民、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危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毒品泛滥和精神药物滥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纷纷涌现，延宕不绝。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在应对全球性风险方面，机能失调，效率低下，不仅无法遏制全球风险的扩散，也无力改善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安全和发展问题相互叠加，同时又不断演变为新的地缘政治危机和冲突，全球安全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和困境。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安全观念的困境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理论还是自由主义理论，都以假设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为逻辑起点，以国家利己主义为导向，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扩张时代的现实需要，将国家的绝对安全和利益视为最高目标。这种绝对安全观念，难以确立本国的安全边界，需要不断寻求对他国的实力优势，以消除他国实力的增长给本国带来的安全焦虑，这样，就势必推动形成以邻为壑的国家安全政策，除非以联盟体系的构建维系盟国之间的安全信任，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将世界割裂为不同阵营的体系对抗，让世界变得更不安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之后长达40余年的冷战，西方传统安全观念均为始作俑者。建构主义的国际社会理论虽然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进行了修正，认为无政府状态既然是国家行为建构的“国际社会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同样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建构一种有利于稳定的国际文化。“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越大，国际体系就越趋稳定”，亦即可以通过改变国家行为习惯来建构安全的国际体系。但是，文化和规范在面临严峻的国际政治现实和利益冲突的时候，难以建构统一的安全标准，同质性导向的文化建构依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亨廷顿文明冲突范式中的“西方与非西方”二分法，仍然是西方世界的安全思维定势。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塑造了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国际社会，全球多极化的新格局正在成型，以他国安全利益的让渡来保全自身的绝对安全，并不符合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人心所向。

　　二是安全体系的困境

　　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均势体系，还是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体系或新自由主义的国际体制，均将国家安全关切的重心置于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布局。国家安全是否有保障，取决于国家权力的大小，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追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这个执念自从现代国际政治学兴盛以来，一直占据了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轴位置。冷战结束之后，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以及借此为整个国际社会供给国际秩序和联盟体系国家的安全，是20世纪美国追求“美国治下之和平”帝国遗梦的主要思路。当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判断自身的安全利益正在或可能受到威胁之时，国际社会看到的是美国基于实力的单边主义国家行为，或者假借多边主义之名行“美国优先”之实的对外政策。在美国和西方霸权体系延续之下，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连绵不断，“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巴以冲突”等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与和平相应对的安全尚且无法保证，遑论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