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

　　最近在一些美西方舆论中，“中国经济崩溃论”又沉渣泛起。美国政要和媒体甚至声称，中国经济放缓将对美国构成风险，给全球经济前景带来压力。西方政客和媒体戴着有色眼镜“选择性失明”地看待中国经济，故意放大中国在经济周期中的阶段性波动，在炒作中国经济复苏受挫的同时，忽略了当今国际经济大环境的严峻复杂以及自身经济的自顾不暇。无论从该种言论提出的背景还是中国目前国情出发，此番“中国崩溃论”纯属无稽之谈。

　　从此番“中国崩溃论”提出的背景来看，唱衰中国再次成为西方政客转移国内舆论的“挡箭牌”，将中国议题作为噱头吸引选民目光。近期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因美国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和财政管理能力下降，在短时间内两次下调美国的评级，甚至美国一些大银行也被纳入下调评级的范围。在国内困局难解的背景下，美国政客此番的政治唱空欲盖弥彰，其试图掌控全球舆论权和话语权的野心也昭然若揭。美国片面地拿中国经济短期波动数据做文章，蓄意放大风险。而事实上中国经济持续恢复，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横向来看，虽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近两个月有所下降，但中国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5%，明显快于去年全年3%的经济增速，也快于一季度4.5%的经济增速。从纵向来看，中国上半年GDP增速（5.5%）高于美国GDP增速（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1/3。就外贸而言，尽管受到外需收缩、内需下降、美联储加息和产业链重构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但中国外贸占世界的相对比重并未发生较大变化。从贸易结构来看，也存在不少“亮点”，如中国出口的“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继续保持高增长、占出口份额60%以上的民营企业也保持了正增长……以上证据都强有力地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稳中向好，依然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动力。

　　此外，一些唱衰中国投资市场的风声和论调在现实面前也被频频“打脸”。中国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恢复和扩大消费，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鼓励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中国市场无论对国内投资者还是全球投资者都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尽管美西方一些国家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对中国高技术领域的投资，但中国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依旧是投资者们“用脚投票”的关键因素。近五年来，中国的外商投资收益率为9.1%，远高于欧美的3%左右，也高于世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上半年法国、英国、日本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73.3%、135.3%和53%；在中国新设的外商投资企业多达2.4万家，同比增长35.7%，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引资增长7.9%，占总投资的39.4%。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并未对西方政客扭曲市场、限制中国、与中国“脱钩”的不理智行为买单，包括美国著名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执掌人巴菲特和德国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高乐在内的不少西方商界人士都认为，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依旧具有巨大商业价值和投资潜力。

　　针对人口问题和经济转型问题，西方政客指出中国目前“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超过劳动人口”并不准确。在国内产业转型方面，中国正通过发展五大新动能（新型工业化与产业升级、扩大内需战略与消费升级、区域协调发展下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要素改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高质量发展道路。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766.8，总指数与各项分类指数与去年相比均有较大提升；2022年转型升级指数也比2021年增长1.2%，达到162.8；从构成指标来看，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相较去年增长7.4%，清洁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也提高至25.9%。以发展新动能、产业转型成功的安徽省会城市合肥为例，近期成为国际媒体的关注热词，这是中国政企联合、共同培育高端制造业、发展先进技术的一个重要体现，以合肥为样板，中国正通过促进新兴产业及其供应链发展迈上高质量发展道路。在引入外资方面，日前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从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新一批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稳外资政策，积极引导外资加入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使其深耕中国市场，升级在华投资战略。如德国宝马集团在中国建立了最大的非本土研发和数字化体系；大众集团与小鹏汽车签署了长期合作技术框架协议，共同进行新能源汽车的产品开发；世界制冷行业巨头丹佛斯集团在天津投用全球制冷研发测试中心……外企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正成为一种新趋势，这不仅体现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更是世界投资主体对于中国创新能力的认可。

　　至于中国的失业率和人口问题，高龄少子化趋势是一国经济发展至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问题，中国并非个例。相比其他移民国家面临复杂的种族冲突而言，中国的人口问题只在于内部原住民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少子化的另一方面是工业城镇化，这就要求中国在供给端开启创新驱动转型以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人力资本红利，在需求端进一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以扩大内需，加强内循环，充分关注“未富先老”命题，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持续为中国经济注入活力。近期《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将促进消费作为当前恢复和扩大需求的关键所在，这项政策的出台对稳定大宗消费和拓展新型消费具有重要意义。在失业率上，从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可知，失业率与通胀水平是相对称的，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时，低杠杆率、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是“不可能三角”，各国只能选择其二。美国选择的高通胀、高杠杆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中国选择了谨慎利用杠杆，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减少美联储加息带来的外溢效应，防范金融风险，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民生改善。整体而言，中国经济恢复向好，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完备的产业体系、有为的政府调控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西方企图散布“中国崩溃论”消极言论不会阻碍中国坚定向前的发展脚步，唱衰中国只会在事实面前反复碰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张亚妮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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