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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现代化理论、对外开放、“一带一路”、煤电转型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张晓萌、周鼎:中国式现代化破除西方现代化理论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张晓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周鼎认为,西方率先踏上现代化之路,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现代化版图,构筑起“现代化=西方化”的意识形态霸权,把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视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长期垄断,有效规避发展中国家依循西方模式极易陷入的多重困境,打破了“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等现代化神话。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通过对几组关系的处理表现出来。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破解西方自由主义的两极分化困境。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社会分裂的歧路,而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协调。在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上,破解西方霸权主义的零和博弈困境。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国强必霸”之路,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建设性力量。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破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人与自然对立困境。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资本逻辑驱使下竭泽而渔的歪路,而是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把天人合一的中华文明智慧融入现代性的生态伦理重构,守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李晓欣: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李晓欣认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从五个方面着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有效路径,对中国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推动市场化改革具有深远意义。其次,持续锚定贸易强国建设目标。中国正处于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需要不断巩固货物贸易的主导地位,并逐步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强化产业根植性与产业集群竞争力。再次,加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规则标准“软联通”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需要充分遵循国际通行规则标准,推动建立沿线国家认可的标准互认长效机制。最后,深刻把握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着力破除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梗阻,积极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集聚,实现投资贸易合作量与质的同步提升;充分履行RCEP的市场开放承诺、合理运用规则,不断加深与亚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链接,有效释放区域内消费和生产潜力;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与合理诉求,共同建设更加繁荣稳定、公平公正的世界。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周进:“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周进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了新的正能量。实践证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驱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积极同沿线国家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不断推进开放与合作。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对世界和区域经济增长发挥了稳定器作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沿线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基础上开展金融、贸易、投资等各方面广泛合作,既能够促进沿线各国的发展,又能够增进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让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使各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成果更好惠及民生。
摘编自《经济日报》
【孙传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煤电转型】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传旺认为,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环节。既要积极推进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也要充分强化煤电的基础能源地位,加快灵活调节改造,提升兜底保障能力。结合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煤电具体的改革举措包括三点。第一,煤电定位由主力型电源向调节型电源转变,是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可靠选择。未来煤电机组的重要功能,是通过逐步降低发电小时数从基荷电源向调峰电源转变,在为新能源高速发展腾挪空间的同时,配合新能源的不稳定出力特性,提高新型电力系统灵活性和供电可靠性。第二,发挥煤炭的灵活调节作用,需健全完善电力调峰价格补偿机制,提高煤电参与系统调峰的积极性。适度提高煤电调峰补偿额度,减轻系统调峰给煤电企业带来的高成本负担;尽快打通用户侧参与辅助服务成本分担的环节,健全煤电调峰补偿分摊机制;进一步完善煤电价格形成机制和容量成本回收机制,让市场价格充分反映煤电在电力支撑和系统调节方面的双重价值。第三,综合考量煤电调峰与新能源消纳的系统性成本,优化确定经济技术最优的新能源利用指标。在电源侧,根据各地的电源结构和负荷特性设定相对合理的新能源消纳阈值,避免片面追求新能源一刀切式的百分百消纳。在电网侧,则要加强数字化、智能化电网支撑,提高新能源出力的负荷短期预测水平,为煤电机组预留调峰安全裕度创造有利条件,促进新能源电源与煤电调峰机组高效配置和互补发展。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光明网记者李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