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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茂战(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首席专家)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内需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传统内需动力正在弱化,新兴内需动能方兴未艾。新旧内需动能转换给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必须按照党中央的战略判断和战略布局,深入实施内需驱动战略,坚定做好经济工作信心,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传统内需动力正在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时代,驱动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动能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缩小,传统内需动能持续减弱,新兴内需潜力尚待培育和释放。
2012年至2019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渐下降。就消费需求看,我国城乡居民已经整体告别了温饱型、高增长的需求,人民群众需求向中高速、多层次、全方位、高质量方向转化升级。伴随着经济发展,一方面,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另一方面,供给端升级滞后,部分中高端供给不足,导致部分中高端潜在消费没有得到有效释放。就投资需求看,我国正处于从做大增量向做大增量和优化存量并存转变,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增长瓶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逐步主要从工业化、城镇化、房地产三大领域铺开,围绕传统工业化、城镇化、房地产的增量投资增长动力减弱。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和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冲击影响,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被抑制。
内需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这是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情况的准确判断。
首先,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虽然202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2741美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看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既要看经济总量,还要看人均水平。
其次,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依然充分。从投资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总体还不高,新型城镇化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房地产市场有望实现中速发展,新型工业化正在推进,制造业正在转型升级。特别是投资领域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投资潜力巨大。从消费看,人民群众收入和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崛起,新型消费业态加快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势头强劲,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正在中国形成。总体上看,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任务还很艰巨,支撑和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空间广阔,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拥有充分条件。
再次,各项政策效果将持续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新型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正在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发展前景无限广阔。
建设内需旺盛的强大国内市场
要按照党中央的工作部署,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建设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的强大国内市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首先,努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提高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打开消费增长的空间。要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要严格产品的质量、技术和安全标准,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动,在化妆品、服装、家纺、电子产品等消费品领域培育一批高端品牌,全面提高售后服务、终身服务水平。适应个性化、差异化、品质化消费需求,顺应人民群众向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领域拓展的需要,发展现代高质量服务消费。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推动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消费提质扩容。发展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鼓励定制、体验、智能、时尚消费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针对城乡居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和消费需求的升级,打造温馨、多元化、富有文化内涵的消费空间,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规划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改善县域消费环境,推动农村消费梯次升级。继续发展线上消费,推进线上线下更广更深融合,规范平台企业合规运行,引导企业合理降低商户服务费。
其次,着力在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上下功夫。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指导线形成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比例,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队伍,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为重点群体对象,拓宽技术工人收入上升通道,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完善小微创业者扶持政策。完善再分配机制,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完善兜底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全面加强社会保障能力建设。进一步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推进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向职业劳动者广覆盖。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基本生活救助制度和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受灾人员等专项救助制度。
第三,努力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注重加快补齐投资领域的短板,把扩大投资与优化结构、提升效率、提高质量、稳定经济运行结合起来。聚焦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特别要加大对公共卫生应急保障、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推进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落实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规划,优化铁路、公路、水路、油电气通道、网络通道、机场和海港的布局,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防洪减灾工程,提升国家森林公园、草原建设水平和沙漠、戈壁治理水平,推进重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特别要按计划推进列入“十四五”规划的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水网、星际探测、北斗产业化等重大工程投资建设。要加大对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投资保障力度。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加大对中低端产能更新换代、对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按照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求,加大对城市的交通、公园、水系、文化设施和基本生活保障等基础设施投入,积极推进对上个世纪建设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计划,加大对县域和小城镇的环境提升改造投入。围绕农业现代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提升县域农业产业园的建设质量,加大对事关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农村村落的调整,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