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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玥、胡海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同时,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人类社会面临诸多挑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切中了现代社会的症结与要害,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回应。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
近年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准则和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成为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和学术共识。在继承前人优秀思想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议论、评判,也不能抽象地思考、研究,而是要面向整个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基于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理论视域,在人的价值理想与追求的生成性维度中,尝试解决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核心问题,即为什么必须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什么只能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六个价值理念?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状况,我们又该如何使全人类共同价值走向未来?
为什么必须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
1.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必然潮流
当前,人类前途命运休戚与共,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程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在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世界各国需要团结合作,共同携手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借此契机,各个国家与地区为了应对这场全球性的机遇与挑战,都相应做出了最符合自己民族、国家利益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与西方被学术、文明外衣包裹的“普世价值”陷阱有着鲜明区别,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中国向世界各族人民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其实质不仅仅限于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所形成的一种普遍性价值共识,更是基于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之上的生存论、发展论、超越论的价值现实。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当今世界还存在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纠纷、种族冲突、性别歧视等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地区间的暴力冲突还时有发生,此时此刻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会遭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质疑和非难。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发展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似有无数条无形的丝线将各自为战的无数个国家牢不可破地捆绑在一起。不管是个人、民族还是国家,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和阶段都没有像现在这个时期的联系程度如此密切、联系方式如此多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死与共、休戚相关。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仅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所倡导的一种价值理想与价值担当,也是西方引以为傲的理性精神权衡下最合理的价值选择,更是当下人类面对自身未来发展境遇作出的最现实的价值考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必须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抉择。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2.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理想性追求的必定之需
全人类共同价值因何而能成为人类的理想性追求,关键在于其价值根基立足于人对于自身生命本性的一种内在性追求,其理论的深刻性不仅体现为一种人与世界外在的一体化关系,更体现为一种人与自身生命内在的一体化需要。人与动物不同,人是有双重生命的特殊存在,人的第一重生命是自然生命,在这个意义上人与动物相同却又有分别,相同的地方在于自然生命是人和动物得以存活的物质前提,是生命赖以维系的根本保障。不同的地方在于猫生下来便是猫,而人生下来却要学习做人,人的自然生命对于人自身来说不像动物一样是封闭性的存在,其自身内部还敞开着通往第二重生命的可能性通道。人的第二重生命是价值生命或自为生命,在这个维度上的人除了生存之外还有着更高级意义上的追求与憧憬,人的理想、意义、价值、人格、尊严等需要都只能在第二重生命的意义上得到理解。人们开始生产自身存在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意味着人们依赖、屈服于自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环境不再作为人的对立面从而限制人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方式,而是作为被改造的对象组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生产、劳动和实践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不断生成、创造、超越着人的价值理想与价值追求,进而,“生命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人永远是价值性的存在,价值永远是属人的价值,我们无法想象一种脱离开人的双重生命而单独存在的抽象价值。基于人与世界的一体化关系来反思全人类共同价值,可能会为我们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域和空间。如果说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和倡导是一种关乎全人类未来生存、发展的必需,那么其理论内涵和深刻智慧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基于客观现实条件的强制性、无法选择和逃避的客观决定论,否则人对于价值的主体能动性、主动选择性就被决定论无情地抹杀掉了;也不能抽象地在物满足于人的使用价值或有用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样一种价值工具论式的理解也不出其右地会抵消掉价值本身的创造性、理想性维度;而是应该基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逻辑,在人的实践性活动与整个世界一体化关系的双向生成中,立足于人的双重生命根基去反思、挖掘和彰显人在更高维度上的价值需要。
3.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之举
我们在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视域中思考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的必要性,理应看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既是人同世界一体化关系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同世界民族、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一体化关系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接纳世界、融入世界、引领世界,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百年风雨兼程,百年风华正茂。永葆初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作为党的最高价值理想。在这个国家、民族、地域市场转向世界市场,国家、民族、地域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国家、民族、地域文化转向世界文明,人类文明正在进入新形态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体人民,在坚持和发展、守正与创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不忘初心、勇立潮头,创造性地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思想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提出,拉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巨幕,标志着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与世界融合的新起点,展示了中华民族为全人类未来发展贡献思想智慧的中国风度与中国气派。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内在一致、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向全人类贡献共同价值思想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理念,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理想的实现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在世界各国坚持合作共赢、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等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下,使得全人类共同价值获得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广泛尊重和认同,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内涵,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未来性、理想性和人类性意义。与此同时,要明确区分作为价值和价值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思想意义。其一,价值是目的性的概念,是有所追求、创造的目的性、理想性存在。价值的特殊性就表现在它不仅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还表征着人的主动性追求,作为价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在这一层面上需要我们更加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个人、社会、国家在理想性、创造性和超越性维度上的价值追求。其二,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基本观念,具有超出个人的国家性与时代性内涵,不同时代、地域、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可能是有所区别甚至完全相悖的。与价值的内在性追求有所不同,价值观更加侧重于普遍性评价。作为价值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价值评价标准,也是人类社会能否走向未来的价值引领原则。
面对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现实状况,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提出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伪善外衣包裹下文化侵略的积极回应,也是正面传播中国价值与中国声音的确切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是各国人民共同的家园”,“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世界未来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适时提出有力地反驳了“普世价值”的“颜色革命”阴谋,在人与世界一体化的关系中形成了世界性、未来性和理想性的价值引领与价值共通,缓解了世界各国因不同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所产生的地域冲突和国际争霸局面,实现中国的话语从哀叹、呻吟、怒吼、救亡之声转化为响亮、正义、和平、发展的时代呼声。
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
1.在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中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自由主义大肆泛滥、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强调现代性的反思进一步说就是强调主体性的反思,现代性的阵痛进一步说就是个体与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分裂而不得合一的阵痛。立足当下,将现代性问题置于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进程中详加考察,人与世界的暂时分裂状态,只不过是人自身在不断确证自己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异化状态,人终究是要在历史中不断生成、确证、完善并进一步创造自身的超越性存在。人进一步生成并创造自身的过程就是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实践过程,也是各个民族、国家同质异构的价值观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价值融合过程。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人类社会现代性困境的必然选择。
在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视域中看待全人类共同价值,其中“共同”二字所蕴含的哲学玄思也不能只局限于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价值共同,而应该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甚至是人与宇宙更高维度上的共同,乃至“共通”。因为人的全部力量都来源于自然,人只不过将自然的力量转换成了不同的方式为我所用,但自然依旧是高高在上的存在,我们需要敬畏自然,因为自然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永远都是“自然存在者”。这样一种人与自然的全新关系不是要求我们向古代人一样屈服于自然,也不是像近代人一样去征服自然,更不是像现代人一样与自然达成外在和解,而是要亲近自然、直面自然、体悟自然、融入自然,从而趋于一种“天人一体”的至上境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旨趣必然是一种面向人类未来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其理论内部天然地就蕴含着人与自然、社会在更高级意义上的一体化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就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理想。
人与世界的一体化关系为我们理解不同的人类文明形态、思考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与思维导向。基于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视域,东西方文明走向融合是人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进而,我们应该看到,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对抗越激烈,彼此间的联系就越密切。全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就不会只依靠一种冷战思维,一种中西对抗,非此即彼的对抗性思维方式,而是更加强调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与共、兼收并蓄的合作性、开放性、包容性的一体化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为什么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只能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六个概念,因为这六个概念是解决人与世界一体化现实困境、延续人类文明所必需的最基本、最核心、最紧迫、最直接的首要价值理念,且从多维度、多层次、多视域中表明了人类世界未来发展方向最真实的一体化道路。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六大要素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其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价值理念,表露出的是面对人与世界一体化进程发展困境而生发出的深刻哲学思考:首先,人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第一重困境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和平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义,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原则,发展是文明繁荣的第一要务,也是文明存续的有力支撑;其次,在满足了和平与发展的前提下,人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第二重困境在于,能否制定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来保障发展成果由全体人类共享。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公平与正义原则,一方面侧重国际关系与经济事实的不偏不倚、按劳分配,另一方面则侧重个人、社会在法律与道德层面的内在要求;最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物质财富已经得到满足的前提下,能否拥有一种普遍性的、为全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人与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第三重困境,同时也是民主、自由作为全人类理想性追求的重要意义所在。
2.和平与发展是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首要原则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文明得以存续的时代主题和首要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和平观念是中国所倡导的一种国家、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永久和平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各国秉持“亲诚惠容”“与邻为善”的价值准则,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共建和谐家园,共创文明繁荣。反之,和平状态对应的就是战争状态,一旦有个别国家和民族因为种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或单边霸权主义而使世界陷入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末日中,在人类整体文明都面临彻底毁灭的绝境情况下,人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被彻底剥夺,剩下的其他一切价值便都无从谈起。“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
发展建立在和平之上,是和平的目标和动力,没有发展的和平也只能沦为一种口头承诺。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不同的地域和文明之间因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所导致的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倡导的发展观不是此消彼长的掠夺式发展观,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中国式发展观。中国所秉持的可持续发展观既是和平的、开放的、合作的、共同的发展观,也是创新的、绿色的、协调的、共享的发展观。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创新发展理念,一方面有助于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加强国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不同维度、不同领域间的交流合作,共担时代重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满足作为“世界公民”的个人在全方位、多层次上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使“共同富裕”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3.公平与正义是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必要保证
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崇高追求目标,也是人类文明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保证。公平正义不是确定性的、客观性的外在价值“牢笼”,也不是各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而随意粉饰的价值“小丑”,而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阶级所共同追求的永恒价值理念,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首先,公平正义体现为一种经济关系,其理论内涵侧重于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其次,经济关系必然产生阶级关系,公平正义是带有明显阶级属性的,不同社会形态和阶级立场下对公平正义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在资产阶级看来,商品的流通与倾销,物质财富利益的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核心要求,公平正义就是用一定的政治法律形式来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所要求的平等。这种要求没有超出商品权利的范围,它保护的实质上是商品及其所有者的权利。毫无疑问,资产阶级代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公平与时代正义,创造了超越以往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巨大物质财富和广泛交往空间。但资本主义的时代终会过去,其社会内部始终无法调和的权利与义务、效率与公平、生产成本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只会随着生产模式的不断深化和扩大而愈发放大,最终必将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马克思看来,公平正义不是一个可以为特定国家和阶级所左右的相对概念,无产阶级所要追求的公平正义首先是一种价值本身,其次才是一种社会或阶级观念。无产阶级所强调的公平正义在于生产力是否归全体人民所有,“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换言之,无产阶级所要追求的公平正义就是一种只属于人的独特生产方式,而人独特的生产方式就是生产人本身,就是不断地超越和创造人类历史的生活本身,这就是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最高正义原则。而公平则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我确证的社会历史使命,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每个人都能够普遍地享有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
4.民主与自由是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理想追求
民主和自由是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环境中、在公平与正义的国际大背景下的全人类理想性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东西方不同文明形态价值观交锋的核心所在。摒弃客观公正的中立态度,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下大谈特谈西方模式的民主与自由,进而强加中国以专治、集权和封闭的“帽子”,一直是西方主流媒体和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拿手好戏。但最为吊诡的是,一直把民主和自由当作价值理想和旗帜的现代西方文明,却以一种最不民主和自由的方式经历着现代文明周期性的阵痛。在民主问题上,阶级仇恨和种族歧视问题一直以来就是美国社会的重要隐患所在,就连《解放奴隶宣言》的光辉也未能掩盖住种族仇恨者眼中的阴霾;在自由问题上,率先倡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美国又摇身一变成为了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壁垒政策的“新掌门人”,自由女神像的光辉犹在,墨西哥“边界墙”的计划也依旧“靠谱”。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主与自由固然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概念,但人类文明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道路绝不只有西方一个模式,绝不是只能依靠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在考察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的人权和自由概念后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所强调的人权“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而自由,也只不过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即“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性与抽象性有着根本不同,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了民主与自由的问题既关乎到每个个体的最高福祉,也关乎到人类文明的未来命运。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始终是要面向人民群众的,始终是要代表全人类“最大公约数”的,始终是要在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进程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实现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观念,同马克思所畅想的共产主义价值理想才可能是紧密相连,一以贯之的。
如何使全人类共同价值走向未来
1.在唯物史观的动态性时空中生成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不仅反映了当前人类社会形态的总体性特征,更是蕴含着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价值方向,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恰是全面理解人与价值、社会、历史、文明等多重复杂关系的方法。要进一步认识到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完成时、不是完全体,而是进行时,是追求着的、不断生成着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价值理念。进而,要站在全球总体性文明的高度上,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整体性视域中不断生成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使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得以不断完善并落实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现实道路上。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以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多重关系和发展趋势作为基本依据的。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为我们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性和历史客观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要求我们,从“否定性统一”的观点去理解人的存在方式和价值的生成方式,人与价值的关系既不是西方传统社会中的抽象同一关系,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性异化关系,价值是在人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确立与生成着的动态存在。价值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活动的历史就是人类追求价值、实现价值、继而生成新的价值的历史,这其中既包含着人类理想的价值追求又包含着现实具体的社会条件,人类以实践的方式将这两者统一于不断改造、提升的过程就是历史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在唯物史观的动态性时空中生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人类历史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觉解和深化共同价值的价值理念。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抽象的理论教条或政治口号,而是马克思价值思想的当代诠释。当今世界已经无一例外地步入到马克思所揭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联合体”形态转变的关键时期。在马克思看来,人对于其自身本质的认识或完满性人格的追求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共有三个阶段,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的最初存在状态,在这个阶段,群体的价值凌驾于个人价值之上而成为“大写的”价值,个人价值只能依附于群体价值而不能独立存在,价值是高悬于人之外的绝对客体的价值属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构成人类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在这个时期,个人的主体性价值从客体价值中独立出来并得到充分的发展,但人与物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价值被资本逻辑中物的价值所宰制,物的价值成为了衡量人本身价值的价值手段与价值砝码。在被商品全球化运动联系起来的人类社会所奉行的普遍性价值,也不过是一种抽象的“普世价值”;“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也即“自由人联合体”阶段。在这个阶段,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每个人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本质需要并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状态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最高的价值理想。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从“物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渡的重要历史阶段,人正逐渐意识到并试图摆脱自身的异化状态而向自身的本质复归,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关乎人类未来命运历史性变革的时代性表达,必将引领人类走向更加美好和光明的未来世界。
2.在中西文明的交叉性视域中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
文明是价值得以生发的源泉与土壤,价值是文明得以存续的必要保证。“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无上智慧与精神追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瑰宝。因此,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探索中,我们既反对文明的冲突,也反对文明的优越,倡导“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强调要在中西文明的交叉性视域中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汲取中西不同文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精神养分,进一步丰富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刻的理论内涵,彰显其对于世界多样性文明的人类性价值意蕴。
基于上述观点,首先,要辩证地看待西方文明的现代性成果。“理性”是西方文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概念,具体说来,西方文明基于一种理性主义传统,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物质利益巨大化的推动作用下,将地域市场逐渐转变为世界市场,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使人类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意义,但由于理性的过度滥用所造成的理性自负与狂妄,也让现代人以及现代社会吃尽了苦头。及至当下,“普世价值”作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也即“一种为普天下所有的人共同接受并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始终,亦即普遍适用、永恒存在的价值”,一直以来都充当着现代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我们确实应该看到,“普世价值”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其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这样一种看似永恒的、普遍的,甚至是充满迷惑性色彩的价值理念,逐渐向其他主权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和文化征服。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普世价值”更多表露出来的是西方人或西方文明,通过长期积淀所形成的具有文明独特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其所宣扬的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人权等价值观念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代表着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其次,要重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文明根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独特德性传统。德性精神是中华文明的特质,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精神核心和价值标识。在中华文明独特的价值视域中,“仁者爱人”、“成己成人”的德性观,“舍己为人”、“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亲仁善邻”、“和谐万邦”的国际观,“君子不器”、“崇道尚德”的修养观等都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千年的思想智慧与活的灵魂,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向前发展所必须汲取的文明养分和价值资源。
最后,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人类性价值,关乎到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其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不仅是当前时代所生发出来的最紧迫的价值需要,更是中西文明得以存续、繁衍、强盛的核心价值理念。价值因有文明而得以根深蒂固,文明因有价值而得以革故鼎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既解决了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性困境,也赋予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当代性转化的现实力量。
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全人类共同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基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系血脉,传承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不是自古有之,也不会凭空出现,而是生发于复杂的人类社会交往活动,是长期渗透在各个民族、国家文化习俗中的独特社会现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前进的结果,而且是一种能够代表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的核心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的升华和具体体现。”其深邃的理论内涵既代表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价值取向,也包含了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进一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行深入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与自我更新,才能使其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升华,提升国际影响力。否则就会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格格不入”,甚至发生“断裂”,中国的价值观就不能够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也就不可能真正引领世界潮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倡导者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者,中华文明几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诸如“仁者爱人”“以和为贵”“亲诚惠容”“天下大同”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的引入,势必会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与发展注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生机与活力。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全人类共同价值绝不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式的中国式价值想象,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实践、丰富、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道路。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例,“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中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国家的经济治理体系与文化价值体系的全方面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态度与中国方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平发展、共建共享、互利共赢、携同并进的人类未来发展新道路,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的世界责任与大国担当。“‘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发展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建立起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新型国际交往关系,共同打造引领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立的过程中也致力于推动南南合作,致力于营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地区共同维护和平,共享发展成果。要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霸权体系中,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间交往新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应该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编织出斑斓绚丽的图画,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进而,只有在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视域中正确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对于我们来说才不只是理想中的“乌托邦”,而是现实中的“常青树”,也只有在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视域中不断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未来的现实道路才不会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而将会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