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斗微基站室内混合定位系统、交通综合运行协调与应急指挥中心、崇礼智慧交通平台、系列空气消毒机……近日，一系列高科技产品服务于北京冬奥会的政府决策、城市交通治理、疫情防控等诸多领域。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前，科技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卡脖子”技术成为大部分国家在实现科技自主创新过程中的重要难题，我国亦是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对此，我们专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丁明磊。

　　Q1：中国是工业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中国工业的发展中，不少领域却面临技术“卡脖子”情况，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

　　丁明磊：进入21世纪，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在科技重点领域加速赶超，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引领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目前，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工业化积累相比，我们在科技领域仍然有较大差距。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在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方面瓶颈仍然突出。当外部环境变化时，我国很多领域都存在的被“卡脖子”的风险就会凸显。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程度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十四五”时期及未来一段时期，是建设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叠加和交汇，各类不确定性和挑战增多。“卡脖子”问题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打好根基。“卡脖子”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到基础研究、产学结合、人才培养等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要解决若干领域的“卡脖子”问题，除了要进一步强化基础理论研究，还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和机制。

　　突破“卡脖子”问题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要加强创新要素供给，保障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另一方面要以解决战略领域重大需求为牵引，对产业创新能力提升进行系统部署；还需要在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之间构建一个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多领域、多主体的共同协作，使创新资源能够持续积累并有效配置，从而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解决我国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卡脖子”问题。

　　Q2：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您认为，当前我国有哪些需要弥补的短板和弱项，未来如何发力？

　　丁明磊：其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创新驱动，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了经济发展质量。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还处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之中，经济发展质量还不够高。最大的短板在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突出表现为企业和产业创新能力不强，缺乏重大原始性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显示，我国工业的主体部分仍然处于国际竞争力较弱的境况。如果把中国工业制成品按技术含量低、中、高的次序排列，其国际竞争力大致呈U型分布，即两头相对较高，中间显著较低。但正是在统计上分类为“中技术”的行业，例如化工、材料、机械、电子、精密仪器、交通设备等，实质上恰恰是工业经济的主体和基础，是决定工业技术整体素质的关键支撑部门。从技术和工艺水平来看，大多数工业行业的技术制高点均不在我国，而即使是一些国际竞争力较强、性价比高、市场占有率大的中国产业，其核心元器件、控制技术、关键材料等均依赖国外。

　　其二，我国的技术知识体系和产业知识体系不牢固，尤其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一旦知识源头被切断，可能出现“有市场而无技术”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产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通过引进成熟技术快速形成生产能力，粗放式发展而忽视了产业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没有形成内生的技术创新机制。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使得我国知识交流的渠道，以及过去主要依赖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径受到阻碍。传统的以先进技术替代落后技术的企业技术升级策略无法解决产业基础的系统性提升困境，技术知识体系和产业知识体系基础不牢，使得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其三，西方技术霸权使得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可能陷入“低端锁定”的风险。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从市场主导的技术竞争向国家控制的技术霸权彻底转向，某种程度上已明显上升为国家意志。技术霸权已内化为一种政治文化习惯、政治规范与战略政策指引，并且是由多部门联动发起的全政府战略。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会利用市场优势和先进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升级实行阻截，还会通过其垄断地位建立不对称的价值链治理方式，这些大大增加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层面“弯道超车”的难度。

　　其四，在过去一段时间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缺乏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主体缺位，缺乏长期稳定支持，产学研结合的体制机制、组织形式不适应产业技术重大创新的需要、缺少产业技术层面的战略合作，未能充分发挥创新网络的合作优势。产业技术体系的系统集成与协同创新不足，产业创新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缺乏在水平结构和技术相关结构上系统化、整体性的技术创新与集成创新。而产业技术体系所凸现的核心技术能力，往往是随着一项或几项技术突破，建立在一组先进技术有机结合的新技术群或新技术体系上，需要从国家的高度对产业技术体系进行中长期布局和政策扶持，使得我国科技创新的规模优势能够有效转化为产业生产力。

　　面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短板和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依赖进口、容易被别人“卡脖子”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我们要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创新发展，着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另一方面，要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为此，我们必须按照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从国家发展需要出发，从过去依赖后发优势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打造形成更多的先发优势，以“体系—能力”为中心，加强系统化布局，破解“卡脖子”难题。

　　一是突出非对称赶超。系统布局“补短板”和“扬长板”重点方向和路径，发挥领先市场和技术应用场景、低成本创新和高素质劳动力、完备产业配套和新型基础设施，在部分技术领域的新型举国体制等优势。这里的“优势”，既包括在科技、经济等领域的独特优势，以及在创新体系、结构等方面的优势，也包括识别和转换“新赛场”“新赛道”及应用场景的速度优势和能力优势。

　　二是突出体系能力。我国的战略科技力量亟须进行从个别据点到体系化的提升。围绕持续创新能力，建立项目目标牵引，重大任务带动，基础条件支撑的组织，强化多主体协同，多要素融合，多路径推进，形成平战结合顺畅的快速响应机制，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

　　三是突出原始创新。瞄准打造更多的先发优势，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原创导向，营造宽松灵活的创新环境，鼓励提出新问题、激发新思想、探索新路径，加快推进从跟踪型研究向更多开创型、引领型研究转变。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大规模商用，加快培育成新兴产业，形成新竞争优势。

　　四是突出深化改革。统筹推进科技、教育、经济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加快政府职能向创新服务转变，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全球领先的制度优势，构建能够更快适应主动变革需要的制度。以前瞻性的制度设计全面释放创新活力，以新体制、新组织、新机制的蓬勃发育，建构制度优势。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

　　五是突出高地引领。遵循创新区域高度聚集规律，推动优势区域地区链接全球创新网络，促进高端创新资源的汇聚融合，成为国际化的科学高地和创新高地，带动区域创新水平整体提升。（光明网记者郑芳芳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