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探讨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丰富内涵，以丰硕理论成果迎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10月30日，由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论视野》杂志社、上海大学政党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光明网理论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提供媒体支持的第三届“政党治理·申城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以“百年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主题，从百年党史的视角，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鲜明特点，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历程、历史经验、发展逻辑、本质特征、世界意义等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深入开展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论坛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进行。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秘书长薛伟江分别致辞。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在线上线下围绕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

　　薛伟江表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探索回答“中国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念兹在兹的历史宏愿，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造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深刻影响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也照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研究，需要构建“大历史观”的研究框架和体系，运用“长远史观”“整体史观”“规律史观”“世界史观”等四观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发展、完整内涵、内在机理以及世界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原校务委员、一级教授韩庆祥认为，从“长远史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发展根植于独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这三项历史进程；从“整体史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涵聚焦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核心要义；从“规律史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逻辑内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把“以人为本”转化为“人民至上”，把中华文明中的“世界大同”转化为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世界史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文化领导力”对党的领导具有导向、制约和引领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来的艰苦探索，锻造了自身强大的文化领导力。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陈麟辉研究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力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厚重底蕴，坚持守正创新，通过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把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以及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要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作为文化领导力的红色基因传承赓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明互鉴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跨文化领导力。

　　“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历史阐释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动力、核心体现和原创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城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建设之路的探索以及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都集中体现了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引进综合基础上的创新和原始性创新，这都是“中国特色”的鲜明特征。“中国道路”是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连在一起的，是坚持发展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立足点、出发点，也是动力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研究要以历史的视角，追根溯源。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研究员结合毛泽东经典著作《论十大关系》，认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就提出了相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并带领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用好“统一战线”法宝的过程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过程中，积累了“工业农业相互协调的，多个方面共同齐头并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业道路的丰富经验。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逻辑演进与赓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有效治理是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通过自我革命、凝聚合力、深化认识等三个方面，持续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李海青教授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强力反腐，以领导干部为关键，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以增强执政本领为紧要，保障了担负现代化建设使命的能力之需；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努力奋斗，合理划分了中央、地方、基层的责权利，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践行、新蓝图实现的伟力之源；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以及对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建设使命如期实现的基础之根。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需要政党、国家、社会的同频共振，实现政党理政和社会治理协同推进。复旦大学党建研究院院长、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刘红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应站在“政党-国家-社会同频共振”的角度进行多维分析，从“大历史观”中，把握“现代化”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的过程，注重发掘内涵发展背后的问题意识导向，厘清现代化建设中一步步推进、一步步解决矛盾问题的过程；也要从“大党建观”中，站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相辅相成的高度，抓好党建的效率、质量以及系统的全面性等问题，克服各级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本领恐慌”，提升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建设上，推进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全面贯彻，筑造永葆青春活力、朝气蓬勃、坚不可摧、稳如磐石的大党组织特性。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周敬青教授从组织建设的角度，提出应当通过思想“铸魂”、组织“造形”、队伍“支撑”、制度“发力”四个维度提升践行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自觉。要铸就组织之“魂”，建设坚守初心的使命型政党；纯洁组织之“身”，建设勇于自我革命的先锋型政党；提升组织之“能”，建设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学习型政党，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中国人民的主心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程蕴涵了革命逻辑、现代化逻辑和民族复兴的逻辑等三重逻辑结构，构成了中国从“站、富、强”三个模式的特征阶段。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员贺东航认为，在“站”的主导逻辑中，革命逻辑引导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现代化逻辑引导了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规划。在“富”的主导逻辑中，现代化逻辑引导中国终结了“政治挂帅”，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在“强”的主导逻辑中，革命逻辑、现代化逻辑、民族复兴逻辑三者共同引导提出“五个现代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鲜明特征与价值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离不开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教授提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对党忠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对强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建设的理论意义；弘扬建党精神，需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强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建设的历史意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要增强抵御风险能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准备长期的斗争，增强斗争的本领和意识，这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强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建设的现实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重要的一环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在领导革命、领导建设、领导改革的过程中，保持了高度的思想自觉，形成了鲜明的特质。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具备六点鲜明特质：一是具有领导执政的权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的特点就是领导权与执政权要高度统一；二是人民至上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将一切国家治理的活动都落实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这个奋斗点上；三是合理主动的制度，我们党的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体系、形成合力；四是一致的协同，我们的国家治理兼顾各种社会利益群体，通过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行利益协同；五是资源整合的体制，全国范围的资源整合形成了极其重要的保障力量；六是政治参与的民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在国家治理实践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包含了特别的意义，有了丰富的时代特点。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永贵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开辟的新道路；是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新道路，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打造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优势；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人民的幸福生活实现，应该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目标；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实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方向、也是新百年征程开启的主要矛盾；是完全超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那一代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新中国客观实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客观规律、制定符合客观规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了建设性探索和尝试，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基础。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俊萍认为，在现阶段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特征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展等问题时，应当重温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这样的特殊时段调查研究、掌握规律、探索经验、善于总结的思想智慧，为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建设提供启示经验。

　　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离不开党内法规制度的有力保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王建芹教授在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百年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党规之治”是“中国之治”的一个独特治理密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在于对“新”的解读，对“中国式”的辨析同样需要深入把握。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高立伟教授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式’之谫论”为题发言，认为应当从五个方面来把握：一是本质确定性，中国走的现代化道路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现代化，这是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前提和根本；二是历史必然性，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生动描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逻辑，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存在，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维之间的历史逻辑和历史必然性最终走向统一；三是理论科学性，中国道路只有靠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理论来指导，也只有用中国理论才能阐释中国实践，才能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四是制度定型性，“中国式”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关键在于政党与国家治理的不断制度化、体系化和定型化；五是“价值规定性”，中国共产党有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和价值立场，这是与世界其他形形色色政党的根本区别所在。

　　（供稿：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晓、刘春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