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行政管理系系主任）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持续至今仍然在深化的巨大影响，说明了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应对不仅是流行病学的医学防治过程，而且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有效检验。中国政府对疫情的有效防控，充分展现了由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三重维度构成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发展道路。

　　精神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向心力

　　在中国古代治国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国人民基于周期性洪水灾害的治理实践，深化了对周期性重大灾害的认识，并逐渐将此认知上升到对国家上层建筑的社会共识，即：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不仅是维护国家共同体的政治保障，而且是超大型社会有效应对周期性重大危机治理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的文化向心力不仅源于炎黄子孙的血缘基因，而且源于几千年以来各区域、各族人民的相互守助。比如疫情期间，各族人民在重大灾难面前的互帮互助，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这对全国人民形成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各族人民进一步深化了中华民族成员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从而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向心力。

　　因此，对口支援机制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文明建设，而且隐含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充分发扬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文化精髓，促进了区域融合和交流，强化了不同民族与不同区域人民的情谊，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无形精神资产。

　　制度文明：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协同治理网络

　　危机治理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社区的独奏，而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区三位一体的协奏。面对重大突发疫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纵横交织的疫情协同治理格局。

　　第一，纵向协同治理网络。从纵向协同治理网络来看，在全球疫情防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凸显出其独特优势。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紧迫形势需要，迅速成立最高决策指挥机构，进行疫情防控的顶层设计，从上至下统筹组织全国协同防疫。在中国共产党的统筹领导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区拧合为一个协同互助的有机整体，以统一、协同、高效率的状态迎接应对突发重大疫情的挑战，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

　　第二，横向协同治理网络。从横向协同治理网络来观察，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央与地方既存在“分”，即分工负责、属地管理，也存在“合”，即国家统筹、令行禁止，最终有效地形成了分与合的统一，从而形成上下联动的一体化的治理体系。无论中央政府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每级政府皆包含着基于分工而形成的各种政府职能部门。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围绕着疫情防控这一核心，迅速形成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第三，横纵交织的协同治理网络。从横纵交织的协同治理网络来观察，在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领导下，各省级政府在中央政府统筹下协同合作，迅速形成对口支援机制，形成了地方政府横向的协作网络。由此，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凸现中国制度优势的治理结构，通过三级联动，形成了跨层级、有序互动的互惠合作网络。总体而言，纵横交织的协同治理网络不是按照科层制的机械结构，而是按照病毒传播轨迹，整合相关部门职能，系统配置区域公共卫生与医疗资源，从根本上解决碎片化防疫格局，提升一体化治理能力，实现统筹规划、顶层设计、专家指导、地方协同、社区严控的立体治理结构。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人类社会在向工业文明变迁的过程中，基于各自独特的历史特质，形成了异质性区域文明模式。当代世界的诸多区域文明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竞争与冲突，也存在调谐与融合。新冠肺炎疫情表明，全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赖的人类生命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创新性地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理念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外在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中国传统哲学倡导“天下大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达则兼济天下”的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在上下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已内化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思维。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必然从“自然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演变，最终实现人类的合作共赢。

　　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在疫情面前，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大国，不仅迅速有效地控制了本国疫情，而且基于中国抗疫经验的总结提炼，为全球抗击疫情提供了中国防控方案与中国智慧，还通过世界工厂的运转为全球提供了物质层面的医疗资源。在中央政府统筹组织下，中国针对医疗资源薄弱的非洲，建立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以帮助其提升疾病防控能力。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不仅在国内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而且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政策扩散，为全球疫情防控作出了中国贡献。对口支援机制已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生动实践。由此可见，对口支援机制虽根源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但是，它不仅在国内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而且正形成区域-国家-全球的制度扩散，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制度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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