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新发展格局、汉语言文字研究、“十三五”、高等教育、数字社会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韩保江：坚持“六大基准”，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韩保江表示，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为此，必须坚持“六大基准”。一是“人民至上”基准。既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新发展理念”基准。“十四五”时期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用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破解“卡脖子”问题，加快形成新发展动能和经济增长点。三是“高质量发展”基准。从供给看，体现在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从需求看，体现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上；从分配看，体现在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四是“循环畅通”基准。必须继续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主要环节上“堵点瘀点”。五是“发展安全”基准。确保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紧紧围绕扩大内需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谋划发展布局。六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基准。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摘编自《光明日报》

　　【王贵元：开创汉语言文字研究新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王贵元认为，近年来，随着新材料不断涌现、理论创新不断推进、研究方法不断更新，汉语言文字研究取得显著进展。进一步开创汉语言文字研究新局面，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更大功夫。首先，以材料更新开辟研究空间。一是从传世文献向出土文献扩展；二是从国内文献向国外文献扩展；三是从通语文献向方言文献扩展。其次，以理论创新引领研究方向。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机械套用舶来品是错误的。把研究重点聚焦到汉语言文字本身，依据科学的思路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才是汉语言文字研究的正路。再次，以方法创新激发研究动能。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需要广大研究者在深耕自己核心研究领域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学科内部纵横的贯通和相邻学科的贯通。

　　摘编自《人民日报》

　　【顾清扬：“十三五”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指出，中国“十三五”时期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发动机。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14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其次，为新型全球化作出贡献。进博会、中欧班列、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国际贸易平台有效地促进了国际贸易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再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加快建立起以法治为基础的高质量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并大幅度提升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同时，也加大了开放力度并采用国际最佳实践，按照国际最高标准打造营商环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

　　摘编自《经济日报》

　　【李立国：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李立国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突破50%，进入到了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和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新的形势与任务。一是要继续坚持政府、市场和学术三种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基本作用和动态平衡。促进高校面向社会办学，从社会和市场中吸引更多资源发展教育，同样高校要加强学术治理的力量，高校学术生态健康发展将以大学章程和学术委员会的制度建设为起点进入学术治理轨道，并继续与政府、市场形成共同发挥作用的格局。二是探索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分类制度安排。必须摆脱精英教育阶段的“路径依赖”，资源配置应该由数量导向的同质化转向质量结构导向的异质化配置方式。三是面向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变革。应在全球更大范围的资源流动中把握机遇，保持本土特色和增强国际影响力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基本定力。四是面向信息时代的资源配置与治理创新。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将突破大学组织形态，新的力量必将突破原有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分析框架和现有治理形态，高等教育发展必将形成新阶段的新形态。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马长山：数字社会展现包容共享型法治的时代诉求】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马长山表示，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层面上，必然要反映出数字社会的治理逻辑，展现出包容共享型法治的时代诉求。首先，在国家治理上，智慧政务、智慧司法成为时代趋势。这一方面要求利用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和效能；另一方面也要求避免底层民众被排除到信息通信技术产生的红利之外，克服技术权力化和权力技术化偏好。其次，在网络空间治理上，多中心协同治理势在必行。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开始不断攀升，并迈向多中心协同治理。一是网络空间自治失灵需要国家介入；二是政府不断延伸放大的网络监管权力，在产生正面作用的同时，也需要进行有效的制约；三是代码就是网络空间中的法律。再次，在平台治理上，注重分享和参与的生态化治理逐渐生成。新型的平台治理机制应运而生。其一，平台治理是一个生态体系；其二，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参与性；其三，促进权益平衡和信任合作。最后，在基层治理上，孕育了微粒互动的精细化治理秩序。一是“微粒社会”中的分布互动；一是“微粒社会”中的分布互动。

　　摘编自《北京日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