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专职研究员　杨玉春

　　走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教育成就斐然。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观察中国教育的发展，从国家重大政策的演变中加强对教育事业的规律性认识，可以为中国教育的持续发展铸好磐石之基。

　　一、中国教育历经探索铸就辉煌成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发展水平低，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8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6亿人，专任教师1672.85万人。这些数据，印证了中国教育70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通过对义务教育、高中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等三个维度的梳理，可以全面展示中国教育历经70年探索而走过的光辉历程。

　　（一）义务教育：普及、均衡、优质

　　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义务教育。从此，新中国的义务教育事业开启了全新的发展阶段。195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下放问题的规定》，明确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区域内中小学举办权由地方负责投入。同年，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鼓励集体和群众办学，充分动员社会的热情投入教育发展。直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之前，中国义务教育形成了以国家财政性投入为主体，以各类集体办学、百姓参与为辅的格局。在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下，学龄儿童入学率大幅提高，但教育质量难以满足群众接受更高质量教育需求的问题也逐步突显。

　　1986年，《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义务教育进入“普九”的重要阶段。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两基”工作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11年，随着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四省区通过“两基”国检，我国所有县级单位均普及了义务教育。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算起，我国用25年全面普及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从根本上解决了适龄儿童少年“有学上”问题。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差距凸显出来，成为择校、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乱收费等热点难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成为新时期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中国义务教育正式迈入质量提升阶段。2012年9月5日，国务院以国发〔2012〕48号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各级政府责任，并提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每一所学校符合国家办学标准，办学经费得到保障；教育资源满足学校教育教学需要，开齐国家规定课程；教师配置更加合理，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二）高中段教育：调整、协调、转型

　　1949年，我国高中在校生仅为31.5万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高中段教育结构很不成熟，普通高中和中专教育互为补充、此消彼长。1950年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修订通过《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在对原有学校进行接管、整顿和改造过程中，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得到了蓬勃发展，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革”期间，高中段教育受到的影响非常严重。改革开放之后，尽快调整完善高中段教育结构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普通高中教育得到了稳定发展。从1978年到1994年，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恢复，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等教育双轨制的教育体系。高校扩招之后，受办学模式僵化和学历热等因素影响，中等职业教育出现滑坡。2002、2004和2005年的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重新校正调整了高中段教育发展的方向，高中段教育在探索中不断调整，并基本确定了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协调发展的基调。同时，在2001年和2014年两次启动高中课程改革，在高中教育阶段正式确立立德树人的育人方式，高中阶段教育功能从选拔转型到育人。2014年的新高考政策，更是在推进努力保障国家选拔人才的同时，为每个学生的成功提供了个性化选择的可能，引导着普通高中教育教育目标的转型。新高考政策的出台，从根本方向上提出了整个基础教育发展转型的要求。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全面反思教育导向和改进教育模式，由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由选拔为主转向育人为主。至此，高中段教育真正成为衔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阶段，是学生七彩人生的起点，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专业化的起点。

　　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遵循教育规律，围绕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的工作目标，深化育人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坚决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切实提高育人水平，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接受高等教育和未来职业发展打好基础，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高等教育：恢复、扩招、内涵

　　1949年，我国高校在校生只有11.7万人。1950年，政务院批准《专科学校暂行规程》，新中国逐步着手对旧式高校进行接管和改造。1952年以后，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全国进行了大范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1961—1963年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教育事业继续进行大幅度调整，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让中国高等教育框架历经凤凰涅槃而基本恢复，让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互动发展重回健康轨道，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干部培养、产业人才储备等奠定了极为宝贵的人力资源基础。

　　1998年前后启动的高校学生扩招政策，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和大众化的重要里程碑，意味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化水平大幅提升。《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国家开始注意优化高等教育区域结构、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意味高等教育领域的首要诉求由数量转为质量、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鼓舞人心。

　　二、重大教育政策的内生平衡与转型升级

　　70年来，中国教育历经曲折仍能取得上述辉煌成果，最为重大而直接的动力，来自于教育政策所起到的指导作用。纵观70年来的中国教育政策，大致经历了三次转变。第一次是从服务国家政治的工具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第二次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强调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转到以核心素养为核心培养全面完整的人；第三次是从提高劳动者素质以促进经济发展，转到提升中华民族素质以实现民族复兴。三次转变，反映了对教育功能、目的、使命的基本认识逐步深化。这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着根本性影响。

　　（一）教育公共政策选择：从机会公平到质量公平

　　1.受教育机会公平的政策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向工农开门，积极开展工农教育。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学校要为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创办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培养建设人才。大办工人补习教育。为便利工农群众子女入学，各级政府特别注意在工业城市、工矿区和农村中学增办学校，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据1954年统计，在全国小学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已占82%，在普通中学生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已占60%以上。1953年高校出身于工农成分的新生已占新生总数的27.39%。

　　这种教育突出保障工农子女和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符合当时劳苦大众受教育水平低的现实，对教育服务经济建设意义重大。尤其是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使我国的学校系统在新的政治经济的基础上，以法令的形式明确建立起来，标志着人民教育走上了有计划有系统的发展的新阶段。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由此，国家把普及义务教育作为重大战略决策、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的多方举措，来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这对青少年儿童来说，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权，并以法令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确立下来。

　　2.对质量公平的追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问题相互交织，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格局。要实现有质量的教育发展，就需要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进教育公平事业的发展，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具体到教育现实，就是要平衡城乡教育、东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缩小差距。加强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教育，继续加强薄弱学校建设，在资源投入和政策上加以倾斜。

　　（二）教育发展战略：从“优先发展”到“奠基工程”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发展战略发生重大变化，把教育作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确立了教育作为经济建设战略重点的地位，也使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可见，党的十三大把教育事业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战略重点，到1980年代经济战略的首要位置，再到1990年代被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由经济战略逐步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先导性、全局性战略；由人力资源开发、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逐步上升为社会繁荣、文化进步、民生改善、民族振兴，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的调整和进步由此可见一斑。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置于改善民生工作的首要位置。教育的价值取向，逐步由社会工作价值向人本价值回归。“立德树人”“为人的发展服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教育的基本价值遵循。教育要为人的成长奠基，为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

　　（三）教育价值追求：从“双基中心”到“核心素养”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确立了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体现在教育上，就是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1980年代，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基础教育加强“双基”教学。“双基”就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其立论的基础，就是认为基础教育不是升学教育，也不是就业教育，而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是为一个人一生奠定基本文化知识基础的教育，所以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014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研究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核心素养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是连接宏观教育理念、培养目标与具体教育教学实践的中间环节。党的教育方针通过核心素养这一桥梁，可以转化为教育教学实践可用的、教育工作者易于理解的具体要求，明确学生应具备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从而，从中观层面深入回答“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引领课程改革和育人模式变革。

　　（四）教育使命的提升：提升全民素质以实现民族复兴

　　教育使命从服务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到服务国民素质提高，国家教育政策在变革中日益完整和丰富。个人的发展与民族的发展，在国家的教育政策视野中实现了统一，教育的使命在为经济发展和培养人才的基础上逐渐转型升级，担负起民族振兴的责任。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将其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工程的重要战略地位。

　　三、新时代中国教育发展的新气象与新趋势

　　中国教育70年的光辉历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中国已经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并积极发挥着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作用。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第一，“互联网+教育”将兼顾更高水平的效率和公平。互联网技术，有助于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传播，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益。互联网技术，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带来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巨大变革，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最新颖的教学模式在更大范围内共享，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兼顾了效率和公平。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举办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中国将继续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通过“互联网+教育”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给教育发展带来的巨大契机。

　　第二，构建学习型社会，服务每个人的终身发展。顺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赋予教育“包容、公平和全民终身学习”的新使命，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学习机会成为中国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新愿景。2019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改革的七大战略任务之一。

　　第三，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打造人类教育共同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张通过智力合作、知识共享和业务伙伴关系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这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高度契合。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成员，中国在国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逐渐展示出在教育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并积极参与打造人类教育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