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领导批准，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部直接支持和帮助下，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与国际合作部，于2019年6月10日—16日赴德国，与德方专家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学术研讨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受到德方热情接待，并在艾伯特基金会总部、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总部、柏林赫尔蒂公共管理学院等，共同举办了4场较高级别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世界走向与人类文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讨思路是：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形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迁？中华民族能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研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紧紧聚焦这一核心主题，才能推进21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与发展。德方相关基金会主任、顾问及著名专家迈耶、卜里、韦斯、坎自雷特、希舍尔、科瑞尔、沙地瓦德、康怀德、胡思泰特、席福尔出席了研讨会，并致辞发表演讲。

　　研讨会期间，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团队全力以赴，积极与德方专家讨论，并发表高质量演讲，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思路。研讨会上，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教授，向德方赠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德文版）、何毅亭同志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与中央党校》（英文版）。研讨会后，专家工作室成员参观了马克思故居，自觉接受思想与心灵上的洗礼。这次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与德方专家的共同学习研讨，是一次具有较高水准的“理论外交”，是让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走出去”的一条正确有效的学术交流路径。

　　

专家工作室成员参观马克思故居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新文明”

　　韩庆祥教授论坛会发言

　　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就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当今，中国提供给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一、地域文明难以破解当今世界困局

　　从启蒙时代到现代的300多年，世界在西方文明主导下，社会生产力发展远远超过了以往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和。然而，自进入21世纪，西方文明开始备受挑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更是把世界推入乱象丛生的境地。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诸如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加深、军备竞赛和核竞赛升级、战争危险加剧、恐怖事件频发、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全球性难题。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都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二是全球发展失衡；三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这意味着影响世界发展的动力、平衡、治理三大根本机制出了问题。其深层根源，是西方文明的逻辑出了问题。

　　西方中心论是作为地域文明的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理论根源。西方中心论奉行“一元论”、“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即西方世界是“主”、非西方世界是“客”，西方世界是“我族”、非西方世界是“异类”。它标榜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和西方道路的唯一性，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真正的文明，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非西方世界应向西方世界看齐。在这种逻辑中，“客随主便”、“我族歧视异类”自然是西方认为情理之中的事。显然，西方文明蕴含着“对抗”的基因，世界因此被切割成相互冲突的对立体。如此，国际秩序很难持续下去。

　　自由主义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人性根源。自由主义主张个人利益和自由最大化，鼓吹私有制，倡导“市场万能”和“民主神话”，纵容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注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西方文明牵引下，人类几乎走上了一条追求物质享受的不归路。世界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局部战乱的升级、世界贫困人口的急剧增加，都标志着西方文明已深陷危机。

　　资本扩张是西方文明的行动旨趣，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制度根源。世界进入近代以来，资本就像脱缰的野马横行于世，推动资本主义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升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把世界带入险境。因为资本逐利、扩张和增殖的本性，使资本主义形成了以牺牲资源、环境、生态、人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以金融霸权、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控制世界的统治方式，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公平性、非均衡性和不可持续性，引发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的结构性、累积性、依附性发展问题。

　　如此来看，作为世界困局之始作俑者，西方文明难解当今世界困局，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终要破产，人类呼唤新理论和新文明。

　　

专家工作室专家与德方专家论坛会现场

　　二、中国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但还不发达、不强大的历史方位中提出的一种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且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理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它主要是针对国际霸权主义横行而导致的全球创新动力不足、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滞后提出的。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阻碍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而且会使整个世界陷入困境。习近平主席以大国担当的勇气，担负起重建世界秩序的使命和责任，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强调世界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统一性的世界观。它超越了西方的“一元论”，具有解决中国和世界难题的立论基础。人类社会、世界各国在历史、传统、文化、国情、制度等方面都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同时，世界各国之间也具有统一性，即具有共同性，都要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还对美好愿景具有共同追求。统一，是在承认和尊重世界多样性前提下的统一；多样，是统一性中的多样。强调统一不要忽视多样，强调多样也不要忽视统一。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也是统一性的多样。这样来认识和把握世界，既有利于使世界充满活力，又有助于使世界达至和谐。如果只强调统一而不注重多样，就易走向霸权主义，只强调多样而不注重统一，就会导致世界的对立和分裂。习近平总书记从多样寻求共同，他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尊重世界差异性，又注重世界统一性。这就克服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只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方法论弊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强调国家平等的国家观。它超越了西方“主体”统治“客体”的哲学思维。中华文明具有极大包容性，能够将各种文明的优秀因子加以黏合，这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同时，中华文明富含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优质基因，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基因、优势和经验不仅可以成为实现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平的战略资源，而且可以成为当今全球治理的独特资源，以救西方文明之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在强调平等包容、主权平等，而不是“主体”统治“客体”；主张和而不同、仇必和解，而不是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提倡以和平合作、包容普惠的发展模式代替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发展模式。这些既可以纠正以“一元论”、“主体”统治“客体”为哲学基础的霸权主义，也有利于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先天缺陷，并且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坚持文明互鉴的文明观，以开放的胸襟和世界眼光，学习世界一切国家先进文明有益的成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坚持尊重世界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发展观，既强调加快发展，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坚持互利普惠的义利观，强调互利共享，超越零和博弈，建设利益合作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利益合作共同体，合作共赢，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首要内容。国家之间交往首要看的是国家利益，只有具有共同利益才会展开合作。由于各国之间具有共同利益，所以要实现利益上的互利共惠。经济全球化已把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的实质是追求包容普惠。习近平主席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多次在国际重要场合发表主旨演讲，提出“秉持普惠原则”、“建设一个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等重要思想。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普惠概念，把普惠作为建设持久和平世界的根本原则，作为推动建设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理念，作为打造人类发展的一种模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坚持共治共处、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建设安全共同体的安全观。要发展，也要安全，二者相辅相成，可谓和平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我们要完善机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管控好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只要坚持协商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

　　

韩庆祥教授向德方专家赠送书籍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蕴含着正在生成的中华新文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在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发展的再生之路，是在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进而是为了在历史由地域（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进程中，由地域（民族）文明形态向人类文明形态过度的一种原创性、战略性思考谋划，是为了重建新的世界格局。这实际上蕴含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而注重多样性、平等性、互鉴性、包容性、普惠性的正在形成的中华新文明。

　　在世界文明谱系中，能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的，无疑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一般称为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和内陆文明，起源于夏商周三代之前，成型于秦汉，兴盛于隋唐，宋明时达到顶峰，其博大精深的文明成果为人类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无论是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还是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中华文明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清朝后期统治者的封闭僵化，中华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冲击下迅速走向衰落。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盛极而衰，中华文明也因此背负骂名，曾经成为中国的沉重“包袱”。全盘西化论因此泛滥，至今仍有一定市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华文明正发生着凤凰涅槃式的变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为人类和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种正在形成的中华新文明。无论是古代历史上的“华夏中心论”，还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都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都无益于人类永续发展和世界持续繁荣。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世界意义，在于它辩证扬弃中华传统文明，超越西方文明，为人类和世界发展贡献一种正在形成的中华新文明，且回答了“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正在形成的中华新文明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民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母体，又合理吸纳西方文明等一切外来文明中的有益成分，还面向未来。正在形成的中华新文明具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气度，它坚持吐故纳新、博采众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是化解世界冲突、管控国家分歧的“定海神针”，是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世界向何处去

　　陈江生教授论坛会发言

　　在每一个历史发展的关口，“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总会困扰人类，向人类发问。21世纪的今天，人类再次面临这样的关口。

　　一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怎么解决？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进一步拉大了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距离。而且这次拉开的距离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的差距、科学发展的差距、教育的差距，鸿沟更深更宽。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生活在不同地域（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城市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地区），不同家庭，决定了人所能得到的营养、文化、知识的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差距的代际传递，使得差距更加难以弥补。

　　二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国家关系和人际关系变化如何应对？首先，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世界范围内资源的重新配置。这种重新配置正在不断改变着旧的生产格局、交换格局、就业格局，使得各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力量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被重塑。其次，互联互通的发展，尤其是信息交流方式的变革，带来了人与人的交流方式发生变化，也带来了人们生存方式的变化。在网购、网红、网络金融…等许多新的产业和新的从业方式不断创生的同时，许多旧的产业和从业方式正在消亡。新形式的安全问题、移民问题、宗教问题等也不断出现。世界该如何调整世界治理模式？是与发展相对抗，搞保护主义，还是顺应大势，用全面开放去迎接变化？

　　三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怎么处理？在科技空前发展的今天，一方面，人类改天换地、上天入地的能力极大提升了。人类不仅已经能通过建造飞机、巨轮和长距离电信、卫星通信等把地球变成“地球村” ，而且能够大规模营造植被、改造沙漠、建设小岛、进行空间探索，努力让自然变得更加适合自身需要。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在影响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大的同时，也正在积累着毁灭自己的力量，海洋中巨大的垃圾岛、整个区域的雾霾、全球规模的全球变暖、物种灭绝、核威胁等日益严峻。协调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刻不容缓。

　　这一切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中国给出的方案就是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为在中国国内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也提出了其世界范围内的解决建议。

　　世界走向与人类文明

　　陈曙光教授论坛会发言

　　民族历史转变世界历史，才有了世界史意义上的人类文明。民族历史时期，不存在世界史意义上的人类文明，不存在世界共识性的文明，任何文明都表现为地域性文明。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人类文明共识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西方文明构成人类文明共识的基本底色。“西方”与“资本”合力构建了工业化阶段的人类文明。人类文明的出场，初步定义了国际交往的理性规则，为世界发展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单一色彩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也在一定意义上构成当今世界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深层次根源。

　　今天，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历史正在发生重大变迁，人类文明也面临重构的契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的“世界之问”。当今世界面临五大突出难题：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文明赤字。赤字的背后反映的是文明理念，比如，发展赤字背后是梯度发展、线性进化的发展观，治理赤字背后是一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观，信任赤字背后是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和平赤字背后是国强必霸的逻辑，文明赤字背后是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因此，世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明的问题。

　　中国在人类文明重建中扮演积极、负责任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行动，拿出具体方案，推动国际交往理性和国际文明规则的重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新思维。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对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创新与发展，是中国为筹划世界发展蓝图而推动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给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依附格局、主从结构、丛林秩序和零和规则的反动，它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和文明理念，为开创世界美好未来提供了新的机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理念，必须通过具体的行动方案来落实。一是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行动方案。比如“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二是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行动方案。在治理理念方面，中方主张共商共建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三是重构世界文明格局的行动方案。中方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观。四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行动方案。中方主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五是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行动方案。中方倡导“自主选择”的制度观，“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可能也不必要定于一尊。

　　“世界变局”中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

　　李海青教授论坛会发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所以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极为重要。当然，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但在短短几十年中使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如此复杂的超大型国家在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较为顺利地实现转型与发展是极不容易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确实作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应该深入思考。可以说，研究好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抓住了研究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找到了解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钥匙”。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是因为其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性政党，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长远的价值追求。自共产党诞生之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赋予其崇高的使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当代中国，这一使命的内容又被进一步具体化与丰富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考虑的不仅仅是当下的事情、现实的问题，作为一种使命性政党，它有一个长远的目标规划与思路设计。这种使命感使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切实具有一种强烈的国家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使得其真正将中国的事情、人民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事情来认真对待与处理，专注于此，不敢懈怠。

　　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思维。注重实践探索、教训反思、经验总结、思想提升、理论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形成了一种较为有效的互动。用党的语言讲就是形成了一条有效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在保证党联系群众、面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思想不停滞不僵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了目标，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思想路线，才可能脚踏实地的开辟道路，并尽可能少犯错误，探索前进。

　　中国共产党具有出色的学习、吸纳能力。改革开放必须要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而要熟悉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就必须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针对于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建立学习型政党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推进，而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善于学习的特点表现的也非常明显。特别强调的是，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鉴、吸纳其他国家好的理念、经验与做法也是学习的重要内涵，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总结是回顾过去，学习是针对将来，吸纳是面向世界。善学习、能吸纳的特点使得中国共产党保持了思维的开放性与时代性。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发展才能与时俱进，融入世界，紧跟时代。

　　中国共产党具有较为迅速有效的回应能力。与具有实践性思维与善于学习、吸纳的特点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进程中整体而言能够从实际出发积极应对各种问题与挑战，较为有效地实现了指导思想、政策与制度的更替与创新。就此而言，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于现实问题与民众需求确实体现出了较为迅速有效的回应能力。而这种迅速有效的回应能力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以及自上而下的强大层级支配能力。这一特点体现在国家治理中，就是政策与制度目标一旦确定，就会发挥组织优势，充分利用与调动各种因素与资源，全力以赴，有效贯彻执行，具有强大的执行力，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道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

　　唐爱军副教授论坛会发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形成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在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同时开启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尽管我们还不能对中国道路所呈现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全面的界定，但是可以把握它的基本性质、基本特征等相关议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超越了现代性的逻辑框架为前提的。当前，现代文明或资本主义文明越来越显示其限度，尤其是“霸权逻辑”越来越凸显出来：一是资本对劳动、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二是西方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与掠夺；三是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斗争。中国道路所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超越现代文明为基本定向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着眼于解决两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为旨归。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制度载体与价值理念的统一体。中国道路所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社会主义制度为载体的、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理念，在这个意义上，它表现为“社会主义文明”、“自由人联合体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鲜明的两大特征或原则：社会主义和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原则表现为：驾驭资本，以人为本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不以抽象的“原子个人”，而是以共同体的人为本位；坚持平等原则，追求共同富裕，等等。和平主义原则表现为：坚持“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天下大同”等价值理念；超越“国强比霸”逻辑，不搞扩张霸权，等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为世界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开启多元文明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强大生命力

　　王海滨副教授论坛会发言

　　自近代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显示了磅礴旺盛的生命力，至今依然显示着思想的力量和道义的光芒。

　　马克思主义文化既批判资本主义（反殖民）又批判传统社会（反封建）的特征，符合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大众的呼声和需求。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基于近代启蒙基础之上的文化，具有反封建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基于现代化大生产，并自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具有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是当时中国进步人士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主张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契合了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的“中心情结”。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刺激了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和追求现代化的富强道路。中国要学习的西方，本身也已经暴露了一些问题，有时候也是中国要直接反对的侵略对象。来源于西方近现代文明，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有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蕴涵的一些基本元素，如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追求均等的大同理想、注重整体性和天下观等，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的文化素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携手并进。从历史来看，中国道路既历史性注入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底色，也已然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安身立命的实践基石。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道路提供了智慧滋养。中国道路的成功，也为马克思主义大放光芒提供了重要的舞台。展望未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已经和21世纪中国道路的命运仅仅维系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给全世界共产党人开辟了伟大的思想传统，也铺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底色。随着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政党，逐渐建成世界上最强政党，马克思主义力量也将进一步得到发挥。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

　　李彬彬副教授论坛会发言

　　中国共产党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经过几年的酝酿，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并把它作为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丰富深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五个世界”为内容：第一，坚持协商对话，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第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第三，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第四，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第五，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安全共同体、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和而不同的价值共同体、同舟共济的发展共同体、环境友好的生态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人联合体。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承继了自由人联合体关怀人类命运的核心议题。“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的最高理想，人的自由解放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主题。“自由人联合体”不同于历史上的“虚假的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为价值追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共同体的理解。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在“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上，人的发展分别以族群、个人和类为本位。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使其从一种哲学理念落实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方案。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与自然界承载能力的思想。“自由人联合体”并非仅仅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而是要求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实现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支撑。越是关注人类及其整体的利益，就必然会越关注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世界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在于解决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所具有的缺陷。具体举措有：第一，以协商对话代替冲突战争，推动世界持久和平。第二，以共建共享消除安全威胁，使世界实现普遍安全。第三，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推动各国共同繁荣。第四，以交流互鉴代替故步自封，使世界变得开放包容。第五，以绿色低碳代替竭泽而渔，使世界变得清洁美丽。

　　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赵柯副教授论坛会发言

　　繁荣、公平以及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让这三大目标都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IMF和世界银行最近都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多年后，全球经济依然没有回到危机前的增长轨道上。同时，全球公共债务也达到了二战后一个新的历史高点，全球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这些都为全球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其次，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状况日趋恶化，这也是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和政治势力兴起的关键因素。不平等程度的恶化，加重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矛盾。因为财富的急剧集中会损害民主政治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创造性破坏也会受到压制，财富不平等让跑在前面的人截断了落后者追赶的道路。其结果就是导致西方社会“1%”与“99%”阶层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再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冲突风险提高。世界进入了“大国竞争”的时代，国际政治的对抗性增强，军备竞赛有重来的趋势。美国的军费预算在特朗普上台后大大增加，欧盟的军事一体化也在不断向前推进，中美经贸摩擦备受关注，美俄、欧俄之间紧张的对抗关系仍然没有缓解。

　　中国为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的这三大问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继续保持稳定快速的增长，贡献了世界经济三分之一的增长率。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之一，“中国制造”和“中国需求”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各国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持久的推动力。

　　在国际规则方面，中国从适应规则到支持和维护国际规则，再到改进和完善国际规则，一直努力使其朝着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在中国的努力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得到提高。此外中国还倡议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提供了舞台。

　　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方面，人民币成为SDR的篮子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使全球投资者在国际交易中除美元、欧洲之外，又多了一种货币选择，这是国际货币体系迈向多元化的关键一步。

　　在理念方面，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就有力地证明了通向繁荣与稳定不只有西方民主这一条道路，中国为全球发展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中国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重大理念，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促进了世界发展。（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供稿）

论坛会集体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