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找错了问题，用错了方法

　　——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

　　作者：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龚洪烈

　　随着美国政府不断将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行为，以及中国“一不会怕二不会躲”的坚决回击，中美之间贸易争端的不断升温引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大增，普遍的忧虑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

　　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直宣称要改变中美贸易失衡的局面，扭转两国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以及美国制造业衰落的状况。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在巨大的贸易失衡的情况下发动贸易战必然是稳操胜券，同时指责现行的世贸规则，认为美国遭到世贸组织的不公平待遇。

　　的确，2017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已达566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9%，但造成美国严重贸易赤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美国自身而言，为维持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须保持一定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从而用资本输入来平衡国际收支。但不容忽视的是，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量须以不危及经济稳定为前提。不幸的是，美国利用这一全球独一无二的经济金融霸权地位近乎疯狂透支全球信用，维持超高的贸易赤字，美国居民也维持超低的储蓄率，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毫无疑问，长期而言这一状况难以为继。

　　实际上，美国高额的贸易赤字已经维持了相当长时期。1988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就达126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2.4%。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后发优势以及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在政府富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指导下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也自然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进口国，以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对比1988年和2017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数据，贸易逆差的比例只提高了0.5个百分点，但198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仅为35亿美元，到2017年这一数字变为2758亿美元（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字）。换而言之，中国在这30年期间只不过是替代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如果没有中国的制造业对美的输出，这一空白也会为其他国家填补。因此美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并非中国所造成，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自身的政策。单方面指责中国显然不公正，而且找错了药方。

　　贸易本身是正数和博弈，只不过是获益多少的问题，协商谈判是达成利益均衡从而解决纷争的根本手段。单方面的威胁、恐吓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凑效，但在解决根本性问题上往往无能为力。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是长期形成的，恰恰属于这一类涉及到基本经济结构与基本经济政策的根本性问题。贸易争端本身是中美关系的日程议题，20世纪80年代纺织品贸易配额争端，90年代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以及此后不断发生的中美贸易纷争，都通过双方的协商、谈判得以解决和缓解。中美之间在贸易逆差、政府政策行为、知识产权问题、投资与产业准入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这其中既有认知差异，更有利益取向的不同，可以说由来已久。但从纯粹的经济或贸易逻辑来说，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缩小认知以及利益差距一直都是双方处理分歧的基本手段。但是此次美国以全面贸易战威胁，企图基本以美国方案解决上述根本性议题，除了特朗普政府强烈的经济民粹主义取向之外，恐怕只能从政治或战略逻辑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行为。有观察者认为，发动对中国的关税战无疑有美国国内政治的考量，试图履行竞选期间的承诺，为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做准备。毫无疑问，美国政治家通常会根据选举政治的周期推行政策，影响选举结果。但是，仅仅从国内政治的视角理解美国为何发起大规模贸易战并不充分，毕竟美方应该会估计到中方会采取报复措施，打击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因而，实际上很难对贸易战与选举的关联做出非常肯定性的估算。因此必须超越纯粹国内政治层面，从中美关系的战略层面考察美国发起贸易战的逻辑。

　　对华战略认知的变化是美国对华一系列政策出台的基础。这一认知变化很大程度源自美国对中美国家实力变化所带来的不适和焦虑感。仅从经济规模总量来看，有数据表明，1980年中国的GDP规模约为美国的10.7%，这一比例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一年（2000年）没有太大变化（为11.78%），但10年后的2010年为40.77%，2017年为63.19%。而根据PPP（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更为重大的变化是中国实现了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型，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军队现代化取得巨大进展和质的飞跃，特别是中国海军战略能力的建立，确立了“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的海军战略。中国在事关自身核心利益的海洋领土争端，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坚定的立场。美国也通过海军的“航行自由行动”强化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并密切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系。随着这一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美国越来越把中国看做是美国东亚霸权乃至全球主导地位的威胁与挑战。美国在2017年末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宣称“美国已经进入大国竞争的新时代”，美国第一次将中国定位为“rival”（对手），比以前使用的“competitor”（竞争者）一词对抗意味更为浓厚，并且强调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包括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美国对华战略思维从以前的接触加遏制逐渐向更偏向遏制的方向倾斜。在这样的对华政策氛围下，以发动贸易战为威胁就是这一遏制倾向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