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一带一路“蕴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很多精髓，比如兼济天下，比如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王灵桂教授对此有什么理解呢？

　　王灵桂：“一带一路”这个名称起源于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古老历史。从张骞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到现在，2100多年的进程中，中国向世界传播古老文明，同时自身也不断吸纳和借鉴其他文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劳利讲过：丝绸之路使得欧洲和东方两个经济系统联系在一起，在东西半球之间输送商品，促进新的品位的产生和选择概念的形成。他还专门指出，这条路“把东方的味道、思想和影响，以及某种浪漫的东方主义带到了欧洲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华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怀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21世纪向世界张开怀抱。我相信，这种“中国味道”一定会超过古老的丝绸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独特的芳香。

　　“一带一路”承载着人类共同发展的希望

　　主持人：一种构想的提出，一开始总是会遇到各种不同角度的评判，甚至猜疑；一种古老的文明走进现实，也需要很大程度上的转化和创新。“一带一路”提出三年多来，逐渐从一种倡议，成为一种共识，各国对于这种倡议的认知和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背后是什么在支撑？

　　王灵桂：古丝绸之路在东西方处于两个封闭的文化体系之内这种背景下出现、诞生、发展，延续2100多年，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在这条路上，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通过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段传到了欧洲，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马克思把火药、罗盘和印刷术比喻为预兆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丝绸之路经过2100多年的文化传承和积淀，形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内核。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包容。包容性增加了感召力、吸引力。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一些外国智库开始有猜疑、有不解。但就是因为我们具有包容性，经过三年多的发展，现在国外的智库界、舆论界这种风向正在好转，态度发生了非常积极的变化。从很多智库发表的报告，好多媒体发表的文章，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主持人：我想，对此王义桅教授肯定也非常有感受。

　　王义桅：的确，现在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呼应“一带一路”，联合国把“一带一路”写进了决议，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效应，首先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分不开。很多国家尤其文明古国，比如埃及，过去GDP比中国高很多，经济发展条件比中国好，怎么现在差距拉到这么大？所以很多国家问，中国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主要是三句话：前两句是老百姓常说的“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我还加了一句，“要闪富通网路”。互联网可以快速实现弯道超车。

　　在埃及一次会议上，有一位阿拉伯学者讲了一句话，说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我们中东就输出枪炮，要我们的石油，只有一个国家给我们修路，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可以这么说，我们解决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没有解决的基础设施短板问题、工业化问题，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上起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快速发展，现在中国要带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一起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推行的是“五通”，引导全球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比如非洲资源丰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就是基础设施的短板没有补，所以我们在非洲解决了“三网一化”——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以及工业化，帮助非洲解决发展短板问题。所以说，我们是真心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这是我们的诚意与智慧。

　　我们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的三大问题。第一就是贫困，怎么能够脱贫致富？必须解决基础设施改造问题，“一带一路”抓住了这个发展软肋。

　　第二个是贫富差距。资金要投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施是面对所有老百姓的，穷人、富人都能用到。所以重视民生、重视基础设施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重要一环，其中尤其要实现陆海连通。比如说欧亚大陆中很多国家是内陆国家，而世界上很多贸易是通过海上进行的。“一带一路”可以帮助他们打通寻找海洋的关键的经济走廊，降低内陆国家物流成本，缓解贫富差距。

　　第三个就是治理碎片化难题。现在逆全球化兴起，要把各国整合对接起来是个大工程。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承载了全球治理和经济全球化的梦想，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补充和完善，让它更加开放、均衡、包容和普惠。

　　用“一带一路”的“钥匙”，解开发展问题之“锁”

　　主持人：要想富先修路，“一带一路”就像是沿线国家、甚至世界各国共同修通的，通向合作共赢的一条道路，能够提升沿线国家的获得感。

　　有句话是这么讲的：经贸合作是手牵手，文化交流才是心连心。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建设要推动“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在这种全方位大联通的构建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和文化有关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又是怎样用文明的交融和文化的力量，来促进这种融通实现的？

　　王灵桂：我举两个例子。上周我和南亚几个国家的智库学者交流，他们说，我们特别喜欢中国的“铁公机”。我当时没听明白，后来才知道是指铁路、公路和机场，简称“铁公机”。他们说，几十年了，没有一个国家来给他们修铁路、公路、机场。现在中国给他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他们特别欢迎。第二个例子，前段跟南非同行聊天，他说你们中国人了不起，举一个小例子，过去我们非洲人要有一个手机，那是天方夜谭，因为几百美元的手机买不起；但是自从你们的手机来了之后，基本上每一个非洲人都实现了手机梦。因为有了手机，好多电子商务都开展起来了。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有很多独到的地方。但是在推广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挑战。中国不同地区，民风习惯尚且不一样，“一带一路”沿线这么多国家，每个国家的民俗习俗、法律文化，乃至宗教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指望用一套文化模板在整个沿线沿途国家都发挥作用。我们要有一把适合不同环境的钥匙，这把钥匙要用中国的文化去制造，但是样式可以不同。我们智库在这方面也准备了一些课题，研究如何将我们在文化沟通方面形成的经验转化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这是我们的责任担当。